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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与通货膨胀 孙双武 郑起东 　　国民政府时期的通货膨胀，较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尤为严重，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政府统治区日益缩小，法币急速贬值。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于蒋介石为发动内战筹措军费，进一步把中国人民拖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深渊。 　　1.和缓通货膨胀阶段 　　自国民政府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后，即大量增加发行。据统计，1934年底全国主要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包括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及其他主要商业银行)总计5.6亿元，到1936年1月即宣布法币改革办法之后两个月内总发行量已达7.8万元。发行额增加的绝大部分是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法币。到1937年初法币发行额已达13亿元。抗日战争前夕约计发行额为15亿元，比法币改革前约增一倍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法币流通情况尚属正常，外汇尚能按规定汇率自由买卖，一般物价也很少出现波动。这是因为币改后原有的大量银元退出流通，代替这部分银币流通的法币在客观上是必要的，所以法币虽有增发，并未超过流通中货币的需要量。待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大量人口向西南迁移，法币逐渐集中于几个大中城市，因而这时的物价已有上涌趋势，但其幅度仍不很大。自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连年财政入不敷出，收支差额愈形悬殊，加以沿海、中原、湘桂军事屡屡失利，财源枯竭，发行公债的办法已行不通，便开支印刷机大量印制法币。纸币无限制的发行，引起物价无止境的上涨，二者互为因果，一发不可收拾。 　　法币发行自抗战爆发到1938年底，每年增加40.6%，1939年起开始迅速增加，平均每年增加87.2%，1942年以后，平均每年增加132.5%。 　　抗战期间法币的通货膨胀大体上经过两个阶段：从1937年7月到1938年，法币发行是增加的，但是物价上涨跟不上或者仅仅相当于法币发行的增加。例如1937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117%，而重庆物价指数为98%，1938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164%，而重庆物价指数为164%，这是法币的和缓通货膨胀阶段。 　　抗日战争初期，通货膨胀和缓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人民群众坚决拥护抗战，因此对国民政府所发行的纸币给以信任，并且通过认购公债等方式予以支持。抗日战争以前，法币的流通，偏于华中、华北、华南一带。至1937年6月法币发行总额为14亿元，流通于华北者，约4亿元，流通于华中者，约8亿元，流通于华南者，约1亿元，流通于西南、西北诸省者，实属有限。东部各省、华北一带，法币虽被日伪禁止使用，但沦陷区人民窖藏法币已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西南、西北法币流通有所增加。历次发行的战时公债，除救国公债6亿元有半数系直接向民众募集者外，其余大都以预约券方式向国家银行抵借。战事发生之初，人民激于爱国热情，尚可利用同仇敌忾心理，收效一时。过去国民政府的公债是以向银行界抵借的方式发行的。抗战初期，人民群众第一次认购了救国公债，这对于国民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减少法币发行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1937年、1938年、1939年农业收成较好，如重庆这三年的粮食价格指数，均低于1937年上半年的平均数(仅1939年最后三个月的价格指数略有超过)，这是因为川省在1936年灾荒之后，1937年的收成转佳，而1938年、1939年更获丰收，1938年稻谷产量较常年增加一成九，1939年较常年增加一成五，供给一时超过需要，故这几年的粮价较战前跌落。当时国民党统治区15省的粮食产量，除少数省区外，都是以1938年、1939年为最多。因此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价格上涨较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上海抛售外汇，美英继续在中国倾销工业原料和工业产品，对市场物价也起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抗战初期，人民群众在战争和大转移过程中，携带的现钞数量增加，货币流通速度也趋于缓慢。战局展开以后，内地与口岸间的交通间的交通路线距离遥远，因之商业资本的周转速度，较战前减低不少。如战前四川商人往上海办货，其资本平均每年可周转四五次。战局展开以后，货物往返须绕道越南，运输时间往往达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之久，其资本周转每年不到两次，货币流通速度之减低，无疑需要增加筹码。商人担心银行不能保证支付，因此愿意携带现钞，不愿意汇兑，这也增加了货币流通量的需要。由于上述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影响，使物价上涨的速度慢于货币发行增加的速度。如到1939年底，法币发行额较1937年6月增长3.04倍，而同期重庆的物价指数为1.77，孤岛上海的物价指数为3.08。 　　2.恶性通货膨胀阶段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未能成功地抵挡住日军的攻势，中国重要农业、工业产区大部丢失。日军占领了华北、长江中下游，江汉、珠江四大平原及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区；占有了中国土地的1/3，中国损失了农业生产能力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