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DOC

健康促進概念的起源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醫護教育研究所 傳統上，醫學和健康科學對於健康的維護，著重於「疾病」問題的預防與診療。絕大多數的民眾將自己健康的控制權交於醫師的手中，而使得傳統的預防醫學尚未脫離治療醫學的影子。第一次公共衛生革命的確成功的把國民健康型態整個改變過來，利用發明的特效藥和疫苗，以打針、吃藥及外科手術的方式，有效的控制過去疾病、死亡的主因--傳染病。近年來，要繼續用打針、吃藥及外科手術的方式來改善健康情形的功效就不再有那麼大，例如心臟病、高血壓、癌症、事故傷害，以及環境污染、毒物氾濫、生活壓力、治安惡化等健康危險因子，就無法再用這些臨床醫學的方法來解決。 1979年美國衛生、教育與福利部（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79a）在「公元兩千年全民健康」的全球策略中，要求各國能修正健康政策及健康服務方向，促使人們擁有「正向積極的健康」（positive health），而不再只是預防死亡或疾病的發生而已。從此在國際間興起健康促進的概念，並引起各國對健康促進的興趣及推展各項健康促進的活動。然而，首次健康促進概念的出現還要更早些，在1945年Henry E. Sigerist將醫學工作分為四個部分： 一、健康的促進（the promotion of health） 二、疾病的預防（the prevention of illness） 三、疾病的復原（the restoration of the sick） 四、復健（rehabilitation） Sigerist主張「藉由令人滿意的居住水準、良好的工作條件、教育、文化，以及休息和娛樂的方式來促進健康」，並呼籲政治家、工業界、勞工界、教育界和醫學界需共同努力，才能達到健康的目標。他同時指出健康的促進很顯然地在預防疾病，但有效的預防仍須有特殊的保護措施，例如：傳染病控制、衛生設備、婦幼衛生和職業衛生（Sigerist, 1946）。健康促進被Sigerist定義為引起疾病的一般因子（the general factors），而一般因子和特定因子（the special factors）對於疾病的預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1941年，Sigerist列出應該放入國家衛生計劃的幾個要項為：第一、全民義務教育，包括衛生教育；第二、最佳的工作和居住環境；第三、最佳的休息和娛樂方式；第四、醫療照顧；第五、研究和訓練。將醫療照顧列為第四順位，同時要求衛生機構和醫療人員應有效的提供所有民眾所需的醫療服務，並應該為民眾的健康負起責任，且有能力去幫助民眾維持健康，在無法預防時，協助他們復原（Sigerist, 1941）。 在過去五十多年來，流行病學家已經幫我們找出主要的死因，在物理環境中的致病因子，如：放射線、有害化學物質，致癌物質；而在社會環境中的致病因子則為菸、酒的使用，不均衡的飲食，和缺乏運動，這些社會因子可視為生活型態的致病因，是個人可以決定是否要接觸這些物質。 1974年加拿大衛生福利部長Lalonde以非傳統醫學的觀點，將國民致病及死亡的因素歸納為：（1）行為因素及不健康的生活型態；（2）生物性因素；（3）環境的危害；（4）現有醫療體系不健全。很明顯的是以預防為導向的論點，報告中尚陳述「直到目前為止，社會上對於改善健康的大部分措施和經費，都集中在醫療組織上。但目前在加拿大主要的致病和死亡的原因，卻來自其他三個成因：生物性因素，環境和生活型態」。他根據這四個主要影響健康的因素，提出五個改善健康的策略： 一、健康促進策略（a Health Promotion Strategy） 二、一般策略（a General Strategy ） 三、研究策略（a Research Strategy） 四、健康照顧之有效策略（a Health Care Efficiency Strategy） 五、目標設定策略（a Goal-Setting Strategy） 其中健康促進策略主要在於改善生活型態，報告中提出了23個可行的措施，大多關於特定的生活型態因素，如：飲食、菸、酒、藥物和性行為等。此外，尚包括對個人和機關團體的教育計劃，以及其他促進身體娛樂的資源。 Lalonde報告的最大貢獻為提出影響健康的廣泛環境因素，而使得加拿大政府的公共衛生政策，因而開始從治療疾病轉向預防疾病的策略，而積極推展建立國民健康的生活型態。1979年美國公共衛生部門（U. S. Public Health Service）出版的「健康人民（Healthy People：The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on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