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对于西方狱制的接触和研究 ──一项法的历史与.docVIP

　　清末对于西方狱制的接触和研究 ──一项法的历史与 近代国门渐开后，[1]国人对于西方典章文物探求伊始即涉猎其狱制，这是一件多少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事。但其中缘故说来也颇简单。因为，诚如西人所说，狱制乃社会“文明”程度的镜子，彼时中国人既认西方为先进的典范，而狱制确系关乎社会哀痛的敏感处，则寻思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重整的志士仁人分心智万一于狱制，犹譬梁任公尚欲研究民法这类小课题，也系情理中事。本文欲就迄止本世纪初叶有关中国接触西方狱制的资料作一番爬梳，辨别其间的脉络，从此一事件上追述近世中国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缕叙迄至清末变法为止国人对于西方狱制的研介和引进，理出其间的线索；第三部分着力分析在此过程中国人对待异域文物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和心态；最后，引申出“迁责杀父情结”这一论式，以为本文不算结论的结语。 一、对于西方狱制的初步接触 近代最早出洋游历而于西人狱制有所记载者，当推大名士王韬。此前容闳于一八四七年留美，至一九０九年成《西学东渐记》，并无有关西人狱制的载记。一八七０年春，清同治九年，去国两载的王韬重游英京伦敦，应邀往“碧福”（Bedford）参观新建监狱，观其规制，叹囚犯“屋舍既洁净，食物亦精美。狱囚获住此中，真福地哉。”在这篇不过百字左右的记述中，王韬还谈到了两件事。一是其时英制，牧师每七日往狱“宣讲”，“悉心化导之”。在归国后应丁日昌之邀撰写的《法国志略》中，王韬对此更作发挥： 每值礼拜日牧师或神父入狱讲道，使狱囚咸集环坐，静听以化其顽梗之心，消其桀骜之气，……以视中国之牢狱，相去奚只天渊矣！此则犹有三代以上之流风善政欤。[2]这与后述一八九五年兵部郎中傅云龙在日本长崎参观监狱所见：“有堂，七日一说佛法”，[3]景异而理同。宗教教诲是所有西方监狱的成规，属所谓信仰自由的范畴，同时又是信仰不得自由的明证，英国自不例外。 二是“狱囚按时操作，无有懈容”。[4]囚犯乃国家的奴隶，渊源也远，但由仅旨在“劳其筋骨”的纯粹奴辱性的劳役，渐变为藉劳动以求其输善，劳作不过是行刑的手段，却是十七世纪初叶以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较早，诸如阿姆斯特丹、伦敦等西、北欧几个主要都市的产物，反映了由中世纪向近代刑制刑理过度的初期水平。王韬的这段记载表明这一制度已成“规制”，非当初随机性的作业可比，与同时的英人著述，正可相互观照。 在《法国志略》中，王韬还对西人狱制有这样一个总的叙述： 牢狱之制法极周详，刑无苛酷，待狱囚务极宽厚，日给饮食，岁给衣履，皆得温饱，无虞冻馁。 在狱亦课以工作，视其所能，使之制造各物，或延艺匠教导，俾有一材一技之长，则出狱之后不致流为废民。 总之，西人狱制，“诚良法美意也”！[5] 从鸦片战争到光绪元年（1875年）的三十五年间，中国人亲历西洋的载记为数廖廖，诚如钟叔河先生所言，这段时期出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见解”，“除了容闳，只能数王韬了”。[6]王自称：“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前路之导，捷足之登。”[7]就其对西人狱制的接触言，这并不是自吹。士大夫多胸怀大志，于此道不屑，乃至惜墨如金，否则，当有更多载记让后辈猜详了。至于说“狱囚获住此中，真福地哉”，不免是基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两相比较后的“匪夷所思”了，“获住此中”的英国囚犯肯定不会做如是观。美国汉学家柯文论及于此时即曾指出：“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否有那么多的监狱符合王韬理想化的标准，是大可怀疑的。”[8]其实，不仅在十九世纪，即在二十世纪，这样的监狱也只存在于天堂。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8226;伯尔曼即曾感慨：“我们的报纸和学术著作中充满了关于我们国家的审前拘留制度、依靠公诉人和被告之间的协议而处理案件的制度以及监狱制度的报道和论述，它们表明了这些制度的荒唐可笑，丢人现眼。我们好象又生活在查尔斯#8226;狄更斯的时代。”[9]可见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否则，呼吁狱制改革的舆情也就不会如此“一浪高过一浪”了！ 七年后，李圭以工商界人士身份“环游地球”，首航赴美。一八七六年八月，清光绪二年六月十五、二十一两日，李圭在费城分别参观了轻、重罪监狱和“儿童习正院”（即后述戴鸿慈往访的“爱尔米拉教养院”），凡所记约四千言，不仅屡叙其设施、处遇、囚犯劳作等项，并考其狱理与刑罚伦理，深感“外国监狱，迥异中华。”比诸其时大清朝的囹圄，他所见到的外国监狱， 第一务取洁净；第二饮食调匀；第三作息有序；第四可习技艺；第五则其总管、司事，一切体贴人情，处若父兄之于子弟。故凡游览其中者，非特不觉其为监狱，即犯人监禁日久，亦忘其身在监狱也。[10] 李圭于此不住赞叹：“法至善也，恩莫大也”！“法良意美，于斯尽矣。倘有仿而行之，殆将真以囹圄为福堂也”！而究其根本，一言以蔽之，盖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