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docVIP

　　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 【内容提要】明中叶以后，是明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一个奇特现象：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同时并存。本文论述了这一现象主要表现的几个方面，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考察了封建专制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关系，着重分析了经济发展的原因，认为在世界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是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经济繁荣 【正文】 　 　　一、引言 　　本文所言“明中叶以后”，指成、弘以后至崇祯明亡。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明中叶以后，是明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历朝历代各种问题，多由政治与经济引起。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服务于经济，同时又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发展势必受到严重影响，或者前进步伐明显减速，或者停滞不前，以至急剧倒退。而在明中叶以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在这个转折变动中，出现一种非常值得关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历史现象；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势，是政治日趋腐败，经济则不断繁荣。坏事与好事，落后与先进，阴暗与光明，共处于一体，给人以反差强烈、极不协调之感觉。何以会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时下，国内外学界研究方法的趋向与潮流，多数是选择个案题目，进行具体分析，以小证大，从微观反映宏观。这是一种比较合乎思维规律、力戒空泛的发展方向。本文的论题，似乎是背道而驰。之所以“明知故犯”，是由于笔者主观上考虑到以下若干方面的原因： 　　这个题目可以毫不夸大的说，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课题，着实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虽然以往已有不少探讨明中叶以后政治、经济的论著，但多为互不相干，没有将两者同时融汇整合起来，互相对照，特别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角度，明确地提出这个论题； 　　最主要的是有感于“奇特”二字，总觉得是个疑惑，解读这种有趣的现象，可以进一步从社会深层了解明中叶以后政治、经济变动的大势，及其互动关系。尤其有助于扩展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从中说明经济发展的土壤，一般是不会轻易被破坏的； 　　不是说明代以前各个封建王朝，在其中后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并存现象。事实上，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诞生开始，到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为止，在一千五百多年漫长的长河巨浪中，在每个王朝的中叶以后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政治日趋腐败的问题。经济上，绝大多数都有所发展，有时甚至是色彩纷呈，千姿百态。但都没有象明中叶以后那样，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出现新因素的萌芽；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学术理论上，还可能涉及和诱发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 　　凡事切忌强求一律，一窝蜂，一刀切。学术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同样要求多样性，要重视微观的解剖，也要有宏观的把握。两者各有利弊，必须适当兼顾，以利互相促进。 　　这个大题目，显然不可能在一篇小文里详细展开，只能首先从总体框架上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和印象。围绕这个题目分门别类的层面透视，逐个考察，容后另作研讨。 　　本文的目的，仅仅在于抛砖引玉，以期引起讨论。果若其然，笔者则已心满意足。冀望批评指正。 二、两者并存 　　“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国势强弱与否，政治是个重要因素。封建政治的核心是政权问题。政权由人掌握，政策由人执行，治国以人为本。人品各有不同。君有勤懒、贤否，臣有邪正，宦官和大小官吏也是如此。而且同样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明中叶以后，所谓政治日趋腐败，最根本的是国家权力运作偏离法制轨道，没有依法正常行使，理应掌权的，不正当行使；不该享有的，随意滥用；以“权力”为立身处世之工具，并将其变为个人财富。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皇帝庸懒，宦官擅权，政策导向不对头。是时，皇帝多宫生内长，缺乏实政经验，尤其是倦怠国务。于是宦官势力乘机而起，厂卫凌驾法律，乃至左右高层决策，把持军国大计。 　　宪宗不问朝政，在位二十三年只接见过一次大臣，朝中大事放任汪直处置，因此，人们“只知道有汪太监，不知道还有皇帝”； 　　孝宗，号称“中兴之主”。《明史》亦云，“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其实，“中兴”举措，大多半途而废； 　　武宗天性厌烦国事，耽乐嬉游。他居“天位”，刘瑾揽大权。故时人戏称；朝廷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朱皇帝”，另一个是“立皇帝”、“刘皇帝”。刘瑾被诛，其党张永等人照样受到重用； 　　世宗初政，尚有所为。后来长期深居西内，“一心玄修”，梦想长生不死； 　　穆宗则从未见过大臣； 　　神宗，初行新政，业绩可嘉。尔后二三十年“万事不理”，“唯货是闻”，只顾自己，不管国家机构近乎瘫痪，阁、部、院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