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之对比.docVIP

关于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几点思考 王科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学号 2013301550120 日本1886年的明治维新与中国1898年的戊戌变法，变法时间、变法前国情、变法目的等庶几近之，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日本经过变法国力愈强；中国经过变法，国力愈衰。同样是变法图强，有关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维新运动涉及的阶层和地理范围不同。在阶层上日本明治治维新接近于全民运动，社会各阶层都被发动了起来，德川幕府的守旧势力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已经失去了藏身之所，不让它覆灭都难。中国的戊戌变法几乎是几个“君子”孤军作战，没有社会基础，社会主体力量没有发动起来，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多数民众完全不知道变法的意义何在，更谈不上支持变法。维新派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表面轰轰烈烈的维新实际上浮在空中，很快烟消云散。从地理范围上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力量来自于政权难以涉及的周边地域，他们在维新之前就已经脱离德川幕府管束，他们通过海外贸易秘密筹集资金与军火，培训各方面人才。这一切德川幕府不是不知道，是无能为力。干柴一旦遇到火星，燎原之势就难以阻遏了。变法的力量全部集中京畿之地，偌大中国周边地区几乎与变法无关。如此变法，要成功何其难也。 第二，两国维新派领袖个人阅历和行政经验不尽相同。明治维新聚拢了一大批能人，包括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这些人绝非康梁可比，他们都是实干家，做事周密，组织能力强，具有政治远见，行政经验，敢于和善于开展斗争，是改革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德川幕府耍“奉还大政”鬼把戏（为的是延缓时间，以行反扑）时，维新志士们及时戳穿了阴谋，把兵力集中到京都，准备起事。1868年1月3日，维新武装力量包围住皇宫，提出“王政复古”这一深得民心的政治口号。相比之下，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梁等都是些读书人，虽有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却缺乏行政经验，疏于政务，黯于世事，缺乏韬略。没有日本维新派的阅历和社会改革实践，是一批缺乏实际行政经验的书生。他们基于“不除弊不能布新”的认识，出于急于求成的心理，变法103天，下谕旨204件，改革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全面开花。当时民族危亡、百废待兴，但不容齐头改革。在实施步骤上，宜先发展农、工、商，改革教育和军事，在取得成效，树立了威信，稳住政局后，再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同时，对慈禧，对守旧大臣等各方面人士，应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以分化和减少改革中的阻力。在这方面光绪帝和康、梁等均缺乏应有深谋远虑和相应的策略。一场具有根本变革要求的戊戌维新运动，终因反对者众，支持者寡而失败　　第三，两国在变法之前所拥有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完成得资本主义积累不同。日本变法前已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积累，德川幕府是腐败与专制的，但这个政府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德川统治期间，资本主义还是比中国发展得快，积累得也多。明治维新之前，已经有了诸如三井那样的大财团，三井财团给了维新以巨大的财力支持。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一些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中国也有在“洋务运动”中发了财的实业家，但他们并没有给予变法以实际支持。变法决策人两手空空，财力拮据，这一点与明治维新无法相比。同时从当时的经济结构来看，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要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第四，变法所处的外部国际环境不同。中国戊戌变法时的国际环境，要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处的国际环境险恶得多。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蜂拥而至，各自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局发生任何变动都会触发帝国主义的神经。资产阶级改良派曾幻想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推行变法，但根本行不通。因为，当英美日等国认真分析了帝、后两党的力量，看清了改良派必然要失败的结局之后，就决定不给改良派以什么实际帮助。而日本则利用了当时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主要是：当时美国正忙于南北战争，英、法正忙于侵略中国，都顾不上日本。西方国家对日政策上步调不一致，尤其是英国害怕引起日本人民的革命，危及它的整个殖民利益。加之，英国在同沙俄的角逐中，日益重视日本的战略地位，其对日政策逐渐转为支持倒幕派推翻幕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将日本纳入它在远东的战略体系。中国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