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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改革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谭邦和，男，华中师大文学院古典文学教研室教授。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三国演义》学会会长。1999年以来参与教育部组织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参加制订《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及国家级教师培训、语文高考研究等工作。现为教育部中小学教材评审专家，湖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华中师大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受聘担任文华学院中文系主任及该校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一、语文课程改革要推动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现代转换 　　辜学超（武汉某中学语文教师，以下简称辜）：谭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我是华中师大文学院2016届的毕业生，大学期间曾听过您的学术讲座，也曾拜读过您的学术论文，知道您是明清文学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者。我感到好奇的是，作为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您为何会将视线投向语文教育，其间有着怎样的机缘？ 　　谭邦和（以下简称谭）：我的专业是古典文学，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至于我为什么会参与到语文课程改革，其间的确有一段往事。上世纪末，基础教育有一个反思的潮流。大家都认为基础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甚至有严厉的批评认为，语文教育“祸国殃民”。同时，当我们把中国的基础教育放在世界格局中进行比对，发现我们的基础教育从观念到方法都比较陈旧，与世界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批评的声音比较激烈，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而怎样启动基础教育的改革，需要一个契机。那时，我们的基础教育主要是在一个简单的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进行的。而国外许多国家有着比较完备的课程标准，在课程标准中相对详细地阐述了基础教育的基本理念、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操作过程、教学方法、考试评价，对教材编写、教师教学等方面也有明确的要求。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改革基础教育的突破口，即通过编制课程标准，引领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于是，教育部就以课程标准的编制为抓手，来推动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 　　当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基础教育司的朱慕菊副司长。朱司长是一位风度优雅、作风干练、具有新观念的专家型女性政府官员。当时她奔波于中国几所主要的师范大学，动员高校教师参与课程标准的制定工作和课程改革。她到华中师大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在会上谈了这次课程改革的意义和相关理念。我时任中文系主任，受邀参加会议，对朱司长的发言非常认同，便在会上作了一个即兴的发言。我说八十年代初启动改革开放以来，有三轮大的改革，这三轮大的改革分别对应着人的不同器官的需求。第一轮是在农村进行的，当时粮食短缺，人们饿着肚子，于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快粮食就充足了，让中国人填饱了肚子，满足了“胃”这个器官的需求。第二轮改革进入城市，进入工商业，这一次的改革是为了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肚子填饱之后，其它器官也开始觉醒，人们开始追求生活的丰富与享受。例如洗脚城的出现就是脚的觉醒，脚是人负重的器官，非常累，但肚皮饿着的时候，人们从未想到脚是应该得到安慰的。其实随着各种器官的全面觉醒，在洗脚城里，生殖器官也乘机蠢蠢欲动了，一些腐朽事物随之出现，人们的贪欲、权势欲被刺激起来，官商各界都开始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如果改革停止在仅仅满足人们物欲的层次，改革之路是走不远的。而现在教育部推动的改革，是教育领域的改革，教育改革指向的是思维器官，是人的精神世界，只有实现了精神世界的焕然一新，物质世界的进步才不会走错方向，所以这轮改革的意义比前两轮改革意义要深刻得多。我的这个发言大概朱司长也比较认同，后来我就受邀参与课程改革，首先是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专家组的工作，课标颁布后参与了国家级教师培训，后来又参与了课程、教材、高考等方面更多的工作，还兼带语文课程论的研究生，算是很深地进入了语文教育的研究。 　　辜：制定课程标准，作为一项国家行为，是十分繁琐而严谨的。您是秉持着怎样的改革理念来参与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的？ 　　谭：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我的视角和理念中，语文课程标准和语文课程改革，是要推动教育的现代化，推动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领域里的现代转换，所以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刚开始做课程标准的时候，有很多概念都还不大敢使用，比如说“多元化”，因为文革时期是只准讲“一元化”的，讲“多元化”是反革命言论。虽然已经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了，人们仍然心有余悸，宁肯用“多样化”都不敢用“多元化”。但我觉得“多元化”这个概念应该理直气壮地使用了。再比如说“个性”、“人格”的概念，当时也是不敢大胆使用的。我记得在课程标准正在编写的过程当中，曾对原来的教学大纲作了一次修订。因为课程标准还没有颁布，教学大纲还在使用，但新的理念已经出来了，这些理念应该及时地影响到一线教学，所以教育部请了六位专家，修订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在这次修订中，我们觉得应该把“个性”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