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山县 法律援助制度改革思考..docVIP

法律援助制度改革思考 ------重庆市秀山县法律援助中心 马学林 张斌 内容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符合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于1994年初萌芽，经过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在法律上确认，至2003年9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而正式建立，加之2012年2月21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由人大部门权力机关的专门机构来统一领导、协调司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及资源，符合我国宪法和政体，能较好地解决和处理在法律援助体系中政府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同时，按现行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安排，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地市级法律援助机构既要具体办案，又要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要有行政权能，按行政法原理，非行政主体要行使行政职权要么被权力机关授权，要么受行政主体依法委托，而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授权法律援助中心行使监督管理某一区域内法律援助工作的职权，《法律援助条例》系行政法规，它也没有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委托法律援助中心代为行使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管管理职能。如果由人大的专门机构来统领法律援助工作，并通过专门立法设立或授权某一社会组织行使管理法律援助的社会事务职能，则可从法理上解决这一问题。另外，随着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展，必然会发生涉及诉讼或非诉讼的行政案件，如果法律援助中心系行政主体或受行政主体委托，依法理不得代理状告行政主体的案件，如果法律援助中心代理受援人，一则受援人无异于“与虎谋皮”，二则法律援助中心构成双边代理，会失去公信力。如果这一中心变成由权力机关依法设置的独立于政府等行政主体和司法机关的部门或机构，则情况完全不同，法理上没有任何障碍。 二、必须重新配置法律援助资源 重新配置法律援助资源，包括国家力量的整合，社会力量的推动，财力人力的保障等。从国家力量的进一步整合看，《法律援助条例》出台后，法律援助服务局限于法庭诉讼过程和非诉讼事项的帮助，忽视了在刑事侦查阶段和法庭诉讼前对犯罪嫌疑人及有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群的帮助。如果将司法救助纳入到法律援助，且援助行动由一个机构统领，则完全有可能像不少国家那样，在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设立值班律师办公室，为那些遭到警察和侦查人员询问的人或者在庭审前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免费的及时的法律咨询和帮助。 三、必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 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近几年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有数百年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很晚，尚处在一个探索阶段。纵观世界范围内那些法律援助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健全的法律援助体系作保障。我们应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国情，开阔视野，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把分散在宪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部门法、地方法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集合于专门法中，根据实践时发现的当前法律援助制度里欠缺的问题，重新定夺，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专门法中应当包括法律援助的性质、任务、类型、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奖惩机制，对经费管理、“经济困难”全国标准等问题加以明文规定。对整个弱势群体适用同一部法律法规不能照顾到每类个体。建议对残疾人、经济困难群体、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量体裁衣”，分别制定有关的法律援助法规。为了适应法律援助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在援助国内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国际弱势人群，在法律中添加用于解决外国人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法规。 四、法律援助经费保障问题与对策 （一）法律援助经费收入来源构成和补贴支出两个标准。一方面有省级财政和地方财政对法律援助进行经费保障，但法律援助经费在支付时又依据不用的标准进行“补贴”，这样造成了当地截留了大部分或部分法律援助经费，给法律援助事业和工作开展带来极大的隐患。这也是当前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棘手和瓶颈问题。 对此中央应统一制定标准，规范经费收入和支出。对用两个标准以各种理由截留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行为和个人给予法律制裁，才能从源头杜绝经费用到实处而不是泛泛而谈。 （二）不同主体办案支付办案补贴不统一的问题。按照现行各地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体主要可分为社会力量（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人员、高校志愿力量）和法律援助机构专职人员（法律援助工作者）两种，在争取经费时按照一个标准向上“争资”，在发放时搞区别对待，这样对各地经过经过近十几年发展培养壮大的法律援助专业机构人员是极大的浪费和极大的不公平，基于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特殊身份”，有的事业编有的参公身份但对于法律援助工作都是兢兢业业，但办理案件的补贴待遇却是截然不同，造成法律援助队伍人才的浪费和法律援助经费的极大浪费。好钢没用在刀刃上，经费被挪用。 建议研究指定专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