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商帮及同乡会(一).doc

上海近代商帮及同乡会(一)近代上海,既是商贸集散地,又是来沪商帮的竞技场。来沪商帮又是商业移民,免不了势单力薄举目无亲,艰辛和孤独迫使他们互相寻找、拉老乡一把。这种“拉帮结派”就是各地商帮的基本心态。他们在上海纷纷建立自己的会馆或公所,而以省籍或下辖的府、州地缘为界,如广东帮、安徽帮、福建帮或潮州帮、宁(波)绍(兴)帮、徽(州)宁(国)帮等。 商帮出于互保互助之需,建立起以地缘文化为纽带的同乡组织团体――同乡会。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同乡会的规章制度奉行或仿效西方议会制度的程序和形式,与上海作为一座商业发达城市的历史进程相匹配。同乡会涉及商业运作、投资经营、社会救济、援助同乡、解纷排难、慈善赈灾、兴医办学,甚至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事务繁杂,俨然一个小政府。当然,商业活动始终是最大也是最主要的事项,它是同乡会的支柱产业和连接纽带,而各类事务也促进了商帮活动的形象塑造和文化功能,影响力也更具特色,商帮可以在同乡会找到精神依托。 商帮的崛起进程,正是上海近代商贸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写真,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上海为中心的商业实践的浓缩。 商界翘楚宁波帮 宁波帮在上海同乡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孙中山曾评论,“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首屈一指也。”宁波商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坚和代表,而在上海打拼的宁波商帮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也是一枝独秀。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石浦七县及附近地区。史载,宁波近海岛屿上的鱼贩盐商早于秦汉就已集货贸易。明代宁波成为贸易大港,与日本、高丽甚至南亚、中东都有外贸往来。清康熙开海禁设浙海关,《南京条约》则成通商五口之一。岛屿生存环境和狭小的平原练就了冒险、算计、开拓和凝聚的宁波民风。这种性格几乎就是商业头脑的必备要素。 甬商涉足上海可溯至乾嘉,水路船运、陆上贩运、钱庄银楼、绸缎棉布、药材海鲜已渐成气候。上海开埠后宁波商人大量涌入。太平天国起义对沿海商业活动形成阻碍后,华南、华东商人冒险北上进入上海,增量不断刷新,宁波商人尤多。美国上海史专家顾德曼称其为“上海早期精英移民浪潮”。 宁波帮进入上海后与时俱进,迅速占领商业新高地,以在新一轮竞争中获得优势。 洋行买办是宁波商人的首选,也是他们日后崛起的主要原因。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口岸,广东买办在上海开埠初期的洋行中也具优势,但不久就遭到宁波同行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取代。定海人穆炳元和丝商杨坊即为其中佼佼者。杨坊的钱庄经历使他在上海最早的怡和洋行如鱼得水。外商们普遍认为宁波商人的精明内行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的利润,而宁波商人也在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壮大自己,而后自办实业与洋人竞争。这种“借壳生蛋”的模式,是宁波商帮的发展秘诀之一。20世纪20-40年代,宁波帮在上海达到鼎盛,独执金融证券、航运和工商业之牛耳,一批甬籍商人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商界的顶尖“波士”,如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镇海)、中华银行董事长、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朱葆三(定海)、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虞洽卿(镇海)、上海滩第一豪门、美孚公司中国总代理叶澄衷(镇海)、“火柴大王”刘鸿生(定海)等。除了这些大腕,宁波帮也关注民生产业,1882年,宁波人蔡鸿仪在大马路抛球场(即现在河南中路近南京东路)开设蔡同德堂,以道地药材、精制饮片、虎骨木瓜酒、癫狂龙虎丸等闻名沪上,行销美国和东南亚,成就百年国药老字号。1914年镇海人乐汝成创办泰康食品厂,3年后生产罐头食品,打破洋罐头一统天下格局,成为上海早期民企著名品牌。另外,文具、服装、电器、钟表、建材、五金、出租车、日用品等行业基本上也由宁波帮占据要冲。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商会实权长期握于宁波帮手中。 除了敢闯,诚信和善于经营也是宁波人成就大业的关键,叶澄衷从一个农民变身富商豪门的发迹史足以昭示。叶澄衷家境贫寒,14岁到上海谋生,在黄浦江摇舢板搭送外轮船员,再搞些水果食品做小买卖。一次他渡一老外,客人走时把公文包拉在船上,包内有一千美元。叶澄衷虽无多少文化,但与外轮船员做过交易,美钞数目还是认识的。这笔钱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大馅饼,但他决定不营业了,就等老外回来。老外回来连说带比划,叶澄衷疙疙瘩瘩应答。老外明白,这人不是傻子也不是等着领赏,就决定让这个品行端正的人当他的经销员。原来,这位老外是美国石油巨头洛克斐勒家族成员,来上海物色华人经销代理。此事传开,叶澄衷立即成为外商偶像,纷纷找他给予优惠代理在华业务。叶澄衷就凭自己的信誉,一边做着美孚火油公司总代理,一边在虹口开设顺记洋货行,信誉是金字招牌,为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商机。后来他又投资地产、金融、航运和工业,开设票号钱庄,其资产价值达一千余万两纹银。 经政并重湖州帮 上海开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