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商帮及同乡会(二).doc

上海近代商帮及同乡会(二)“潮州门槛”生意经 上海坊间素有“潮州门槛”之说,一语道破潮州人的精明。其实,潮州人的“门槛”多因其生活环境窘迫磨练而致。潮州地处广东东部,面积狭小,人口众多,却是土地贫瘠,风灾水灾频发,但毕竟还留下一条生路----长达380公里的海岸线。于是“靠海吃海”,海运经商成了潮州人的谋生之道。 潮商来上海始于清末民初,是上海早期商业移民。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潮州商帮成为上海商业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金融业堪与宁波帮平分秋色。 各地商帮在上海的经营活动和行业选择离不开原籍地物产和传统强项。潮州盛产甘蔗,农民制成土糖,潮商收购后即运往大商埠。以潮糖打头阵,出自潮州地区的柑橘、果脯、干果、鱼脯、土布、渔网等农副产品在上海占得一方天地,渐成独具特色的潮糖杂货业。据称,当时上海的九百多家糖杂商号老板都是潮州老乡。 “潮帮典当”也是潮商闻名沪上的一大行当,多为夫妻老婆店。这类店铺资本少,规模小,却盈利可观,“潮州门槛”表露无遗。史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典当业中十有八九是潮州人,故上海市典当业同业公会理事监事中潮州籍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抽纱业是潮帮在上海立身的又一重要项目。潮州人会做生意,常常超越“抽纱”的经营范围,除了各种绣品和纺织品,与此“搭边”的睡衣套、餐具套、椅垫、台布、窗帘、丝绸内衣,甚至象牙牛角红木雕刻、花瓶、陶瓷工艺品等,都是潮州抽纱店的零售商品。这种物件的民族风情和艺术特色着实吸引老外的眼球,他们成了潮州抽纱零售店的主顾,精明的潮州人就盯着老外做回头客。零售店大多集中于虹口、黄浦和静安。别看抽纱零售小本经营不起眼,老外的生意做得多了,也为国家挣了不少的外汇,还培养了一批精于与老外打交道的对外销售行家。 潮州商帮凭借靠海贩运和灵活通达的经营头脑立足上海商界,但早期真正“起蓬头”的却是另一桩为人不齿的非法勾当----烟土。 潮帮曾以烧烟泡技术闻名烟土业,在上海延续了这个臭名昭著的传统。上海开埠初期,怡和洋行来上海推销鸦片,潮州人郑四以一口人所不及的英语成为洋行鸦片代理人兼推销商,于是开设了郑恰记土行。而后,该行一直稳居上海烟土业老大地位。郑四因烟土暴发,轻而易举把自己打造成百万富翁,人称“郑四太爷”。他善交际,性豪爽,遂成潮帮领袖人物。上海成为鸦片贸易中心更为潮帮烟土业推波助澜,郑氏族人蜂拥来沪啸聚郑四周围,并子承父业,迅速覆盖上海烟土业。除了怡和,沙逊、哈同洋行也都是潮帮烟土供应商。从进货到熬制再批发零售一条龙,上海的租界和南市、吴淞、浦东、闸北的烟土贸易全部操控于潮帮手中。有专家认为,潮帮烟商垄断上海鸦片零售和烟膏制造与贩卖长达60年之久。直到日本炼制“红丸”侵入,潮帮烟土才逐渐由盛转衰。 民国建立后严禁鸦片,潮帮经营烟土者逐步改行将巨额资产投入钱庄业,也有个别投资纱厂和染织厂等实业,算是把不义的第一桶金纳入了正道。潮帮对钱庄的经营同样彰显其一如既往的门槛。他们不掩饰自己不谙此业,于是聘用同样具备精明资质的绍兴师爷担任经理,把钱庄经营得十分妥贴。 坚韧执著说徽商 徽商在上海很著名,原徽州府包括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婺源和祁门六县。徽州帮的形成与潮州帮几乎同出一辙。山多田少,水土流失,不适耕种,且多自然灾害。为了生存,只得脱离土地走向城市。徽州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小孩十三四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谋生了。 由于徽州外出经商人众物多,故有“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的谚语流传。正是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造就了远走他乡四处经商又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徽商品格。徽商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甚至数十年不归,习以为常。山高路远,孤村僻壤,万难不悔。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在中国商业史上是罕见的。 早在明代成化年间,徽商即以盐业称雄中国商界,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所销占淮盐一半以上,盐业使徽商资本堪与国库匹敌。而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宣纸、汪氏毛笔等“文房四宝”更是无人不晓。清代,中国茶叶外贸达到顶峰,直接导致中外贸易巨额顺差。其中徽商茶叶高踞出口排行榜之首。明代中叶至清乾隆末年,徽商的经商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商业资本均领衔全国商人集团。逐渐形成了茶叶、盐业、典当、木竹为主,加上棉布、纺织、粮油、漆器、墨业、印刷、百货、饮食业等徽商行业。 茶是徽商的名片,也是经久不衰的产业。唐代,徽州已成全国著名产茶区。珠茶、雨前、熙春都是畅销海外的名茶。光绪二年祁门改制红茶,更引得欧美趋之若鹜。祁门红、婺源绿闻名遐迩。鸦片战争前,徽茶已在上海拔得头筹,开埠后均由上海出口。徽州茶商以婺源和绩溪两地为多,经营的茶庄茶店在上海随处可见,史载,仅绩溪一县在沪茶号就有30多家,后来歙县茶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