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农村土地流转.docVIP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农村土地流转摘 要：农村土地流转作为改革过程中土地制度的一项创新，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指导其进一步发展。本文首先利用路径依赖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原理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产生和发展的合理性及必然性，并针对土地流转中的制度制约因素提出了制度改进的措施。 关键词：制度变迁理论土地流转 制度改进 一、制度变迁与土地流转的理论基础 制度变迁理论中的路径依赖及诱致性制度变迁原理是我们所运用的主要分析工具，下面就用这两个原理来论证土地流转产生的合理性及必然性。 （一）路径依赖在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表现 首先将路径依赖概念引入对制度变迁分析的是诺斯（1990）。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产生于两个原因，即制度的报酬递增和交易成本导致的不完全市场，将路径依赖引入制度变迁分析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为了进一步解释和发展路径依赖的作用机制，诺斯转向了对认知科学的研究。诺斯和泽在1994年提出了“心智模型”概念，蒙扎维、诺斯和沙瑞克（2001）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徐东辉、欧阳日辉（2005）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总结，蒙扎维、诺斯和沙瑞克首先区分个人层次的学习和社会层次的学习，个人学习是个人心智模型在收到环境反馈后复杂的修正机制，也是一个试错过程，当环境反馈多次增强同一心智模型时，该模型就会稳定而成为信仰并逐步形成体系。从个人层次学习转向社会层次学习的首要概念是共享学习，个人为了解决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问题必须与他人交往，从而形成共享心智模型，而理论知识通过外在符号的代际传递和实践知识通过模仿的传递，形成了共享心智模型的演化。当共享心智模型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就会产生认知上的路径依赖，进而造成制度的路径依赖，最终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当人们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一种特定的经济行为方式及生产关系时，会导致认知上的依赖性及惰性，如果外部条件改变，人们在适应新环境上会遇到困难，这与人的认知依赖性强弱相关，原有认知的改变及新经济环境下新认知的形成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同时伴随着经济效率的损失。 我国农业发展曾经经历过一段低潮期，即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这一生产组织制度的产生经历了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从个人私有到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从分散到集中的双层制度变革。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推行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我国几千年农业家庭经营的发展路径，人们早已形成的生产传统被彻底打破，对于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极不适应，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学习过程才能掌握这一新的发展模式的要领。人民公社制度的有效运转需要极高的组织和监督成本，并且制度的强制性导致单个农民退出公社组织的政治风险成本趋近于无穷大，这些都带来了制度运行的低效率，所以,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的发展遇到了困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路径依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近阶段遇到了一些阻力，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上的问题，如产权关系不清晰、土地使用权不明确等，这些都构成了制度变迁的诱发因素，但有了人民公社的教训，制度变迁要考虑路径依赖的影响。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土地所有权的放开有可能导致土地集中，而现阶段土地还承担着广大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再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不顺畅，土地集中将会导致两极分化，引发社会问题。于是，改革的焦点就集中到土地使用权的问题上了。路径依赖在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改革的方向，即保持集体所有制不变，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改革。 （二）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土地流转制度的产生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根据林毅夫（1985）的解释，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来实行。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农业发展历程的分析，将会得出诱致性制度变迁更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结论。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生产组织形式经历了农户个体劳动、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家庭承包责任制六种形式，农村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也经历了由农民私有到人民公社时期的三级所有再到现今集体所有的转变。对于以上各种组织方式的变迁绩效，许多学者是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指数来反映的。其方法是用要素份额作为权数来将单个投入指数数列汇编到一个总投入指数数列中去，然后用总产出指数数列除以总投入指数数列，以得出综合要素生产率指数。这里选取的投入变量有土地、劳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四类，具体的公式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指数TSP＊=G＊/aL＊+bK＊+cM＊+dE＊ 其中G＊表示农业总产值指数，L＊、K＊、M＊、E＊分别表示劳动、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及土地的投入指数。采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指数反映各个时期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