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地区旅蒙商贸易.docVIP

呼伦贝尔地区旅蒙商贸易旅蒙商，是清代活跃于中国北部蒙古高原地区从事边境地区各民族贸易的商人，以其灵活机动的贸易方式、良好的信誉长期与呼伦贝尔各族人民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成为呼伦贝尔地区主要的贸易方式之一，为呼伦贝尔地区人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历史 旅蒙商，是清代活跃于中国北部蒙古高原地区从事边境地区各民族贸易的商人、商号和商帮的通称。兴起于17世纪初期，昌盛发展于18～19世纪，消亡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兴衰嬗变历程，成为北方民族贸易中的主要力量，在北疆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旅蒙商的形成，大致在明清时期。明王朝在北部边塞设置“九边”重镇派兵驻守，以防御蒙古南下。为解决边饷供应，明政府命令内地商人从中原地区贩运粮食、货物到指定的边镇，然后向当地官府领取明政府颁发的“盐引”，商人凭“盐引”领取食盐进行贩卖，此举可获重利，因此争相前往。康熙帝率军平定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侵扰漠北喀尔喀部时，为解决军队的粮饷供应，命内地一部分商贾随军负责供应军需物资和军马粮草。这些商贩们“借名运粮”开始了多种经营，旅蒙贸易就发展起来了。 康熙初年，清政府对赴蒙古地区贸易的旅蒙商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到蒙旗地区做生意的商人，必须先向户部衙门或所辖地区的将军、副都统提出申请，经审查允许，颁发准入蒙古指定范围内贸易的“部票”执照方准前去进行限期一年往返的贸易活动。到达蒙地后，必须由当地官员监督下进行贸易。 呼伦贝尔城建成后，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边塞卡伦、城镇的修建，清政府也在呼伦贝尔地区开禁通商。雍正十一年为解决官民急需的生产生活用品，摆脱游牧、游猎民族生产、生活困境，指定北京城里的巨长城、隆太号、广太号、晋兴号、鼎升号、大利号、天聚号、弘盛隆八家商铺发给“龙票”（即部票），在海拉尔建立商号，俗称“八大家”，开始了商业贸易活动。到18世纪末，许多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商人也接踵而来，从事贸易活动。光绪年间，呼伦贝尔地区以“八大家”为主的贸易发展起来。“八大家”中，资金雄厚者有白银三万两以上，雇佣人员达百人以上。他们既有批发又有零售业务，还走村串落，深入到牧猎区去收购和出售商品。 旅蒙商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形成了与呼伦贝尔地区地理、民族、经济特点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方式。旅蒙商铺都有总柜、分号、行商。旅蒙商铺中的大掌柜台（总经理）掌握商铺的人事安排、资金运转、营业管理、货物调运、财务会计等一切内外大权。分号有两种，一种是由总柜出资和派出信得过、有经营能力的人到他处建分支机构；一种是大掌柜出资建立分号。分号一般是坐商，有自己的商铺和门市，一方面依靠自己的门市做生意，另一方面，也派出售货、收购小组到牧猎民的营地做流动买卖。所有的分号都必须服从总柜的指挥、安排。行商多为大中等旅蒙商号中的从业人员，他们从总柜领取货物，由伙计、学徒以及雇佣的驼夫等组成小商队，进行“旗下贸易”。行商也叫“出拔子”，是旅蒙商的主要贸易机构和方式，每一顶货房子就是一个销售单位，是一座流动的商店。其在春夏两季走屯串落，销售货物，到秋末冬初，运来的货物销售完毕，行商们便骑乘马驼，沿屯落向购买货物的主顾结算收账。许多行商在经营过程中，方式灵活，信用关系好，发展迅速。旅蒙商的所有店员都必须遵守严格的铺规。到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聚居地的商人，必须熟悉所去地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正是这一系列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形成了旅蒙商严格的组织管理经营方式和特点，获得很高的信誉，使得旅蒙商贸易经久不衰，成为呼伦贝尔草原民族贸易的主要方式。 二、现况 旅蒙商经营的商品，以牧、猎民的需要购置供货，但不可避免地受国际贸易和国内外局势的影响。中东铁路通车后，作为呼伦贝尔地区民间贸易主要形式的旅蒙商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了自身的特点。 首先，经营方式出现资本主义化倾向。早期旅蒙商的经营管理方式完全是封建性的，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旅蒙商的店铺也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如学徒出徒之后可以“吃劳金”。“吃劳金”的可以转为“顶身股”，即以劳务被认为具有股东身份，享有按一定限额参加分红的权利。升“顶身股”之后，工作与“吃劳金”的差不多，但是与店铺的经营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他们开始由劳方向资方转化了。另外，旅蒙商模仿外商的经营模式，逐渐改变了相沿成习的暗码标价，内部分工简单的旧经营方式，尝试明码标价；内部分工精细的资本主义商业运作模式，经销方式还增加了代购代销、定购定销以及代款预购等手段。有的旅蒙商还自己生产商品，形成了前厂后店、亦工亦商的经营模式，使传统商业在不自觉中得到了更新。 其次，经营的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经销内地的手工业产品为主转向倾销俄日等国的工业品。中东铁路开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