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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制度视角我国农业产业组织探究发展农业产业组织不仅能提高农业产业的竞争力和改善农民的处境，而且能推动农村的发展。因此各种类型农业组织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学者杨欢进和杨洪进(1998)、周立群和曹利群(2001)、罗必良(2002)等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农业经济或产业组织多局限于从交易费用、契约等角度在微观层面研究农业产业组织，本文拟从制度环境的角度初步研究农业产业组织问题。 一、农业产业组织的制度特征 （一）农业产业组织的内涵 农业产业组织有几个方面的含义：农业产业组织是农业市场的组织，通过对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广开农产品流通渠道，使农民能从农产品市场取得稳定的、可观的收入；其次，农业产业组织是农业市场上经济主体的不同的内部运作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垄断关系；最后，农业产业组织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即依据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科学分析与预测，协调生产同一农产品的农户、农业企业的市场关系，或者协调与某一农产品的生产、销售有关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使以该生产为标准的产业能稳定地产出可观的利润，并且使利润在各个环节能得到合理分配。与农业组织、农民经济组织等不同。 （二）我国农业产业组织的演变及其结构特征 新中国初期，个体农户是农业产业的最基本组织形式，其产权明晰、生产决策权明确，组织内部的交易费用低、激励充分，但仅仅只是农业产业生产组织。后来，农业产业生产组织由农户组织逐步过渡到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组织，合作社是契约型的集体经济，契约对农户有很强的约束力，在这种组织形式中合作社拥有生产决策权、分配权，组织内部的监督成本高、激励不充分，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提高，也不是产业化层面上的组织，仍然只是农业产业生产组织。1958年后，农业产业生产组织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但这种产业组织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基本上替代了市场，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几乎没有市场交易，家庭基本失去经济功能，其生活功能也处于极低的水平，除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物质外，私人产权基本上被剥夺，甚至劳动权也被剥夺，剩余索取权高度集中于集体和国家；这种产权制度下不能创造有效率的竞争机制和竞争秩序，平均分配的制度也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取消和限制了家庭副业，组织运行的内部交易成本极高。人民公社不是产业化层面上的组织，仍然是农业产业生产组织。1978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成为最主要的农业产业组织，又是经济活动的剩余索取者之一，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产业活动中的激励和监督问题，组织内部交易费用低；但土地产权规定不是十分清晰；农业生产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市场的交易成本很高。除了农场外，农业产业化还没有起步，组织化程度也很低。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山东寿光出现了以市场带农户为特色的产加销一体化的农产品经营方式以来，农业产业组织出现了多元化，农业产业化开始进入起步阶段。这种组织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合约安排和对市场的替代，不仅降低了农户的市场风险，减少不确定性，也产生了规模经济，节约了市场交易成本，但组织内部的交易费用上升，两种产业组织规模扩大的边界是组织内部交易费用等于农户的市场交易费用。专业协会或合作社股份或合作制+农户型产业组织是横向一体化组织，其资本结构由农户的土地资本或加上资本金或加上农业生产实物资本构成；企业+农户型是纵向一体化组织，资本结构由农户土地资本和企业的生产资本构成；二者可以帮助农户解决产品的销售、农业技术和规模经济难题。但是单一农户组织数量仍然占绝大多数，加入横向一体化合作社组织和纵向一体化企业组织农户的比重很低，因此我国现阶段农业产业程度和组织化程度都不高。 二、农业产业组织演进的制度原因分析 学者大多将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契约的替代归结为农业产业组织变迁动力，但制度环境也是农业产业组织变迁的重要原因。 （一）农业土地制度的影响 农民土地所有权从形式上是农民土地私有产权，但国家利用税收、粮棉指标、禁止租佃等手段限制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是后来土地集体所有的最深层原因。土地公有制导致的农业低效率危及了农民的生存和国家工业化，诱发了农业生产组织“回归”到农户，即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拥有了土地经营权并扩大了剩余索取权。这种产权制度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生存问题，同时诱发了农户进行农业产业组织制度创新，如从专业户、专业村、专业乡发展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批发市场。但土地经营期限、土地的处置权特别是流转权限制了新型农业产业组织的发展。农民的税费模糊了土地的收益权，严重影响了农户对农业产业组织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二）其他农业制度的影响 1.对农产品流通制度的影响。政府规定农业生产指标，并对粮棉订购定销，诱使农户进行联合生产以形成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