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梦.doc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梦在许多大城市，不断飙升的房价令城里人也望房兴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住房梦并未因此而破灭。 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入住工棚，而一步步坚实地迈向定居的梦。 “多想有个窝” 进城打工10年，来自安徽安庆潜山县的29岁农民孙恒却始终有着强烈的“漂泊感”。一直住在企业集体宿舍里的他，梦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将留在老家的老婆和孩子接过来，但高昂的房价让他根本无力承受，想申请保障性住房又被告知需“本地户口”，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实现。 利落的发型、黑色皮夹克配同色休闲裤，1982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的黄志雄，从2002年起就到辽宁沈阳打工，他独家代理的品牌专柜现在已进入了许多大商场。在别人眼中已十分成功的黄志雄，一家三口仍然租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中。因为还没有经济能力购房，不能在沈阳市落户，黄志雄没有缴纳养老、医疗和劳动保险等费用。 河南商丘民权县农村的杜红梅2008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虽说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的工资，但仍因居无定所而常常自感“徘徊在城市边缘”。 “我们有自己的小天地” 就在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为“蜗居”所困时，工作在一些沿海城市化前沿地带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向“住有所居”迈出了一大步。 上海宝山、闵行、奉贤、青浦等郊区，都有一些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小天地。走进位于宝山区永清路的创业公寓，便能感受到强烈的“农民工社区”的气息，公寓内超过300套房只租不售，这使得公寓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新村”。公寓里多半住的是年轻人，一居室900元至1200元不等的月租将这群注重消费的群体过滤沉淀了下来，他们从事各行各业：酒店服务员、个体户、机械工人……还有黑车运营者。 来自重庆的26岁的孙元娟来上海已有5个年头，经过几次辗转后目前和妹妹各租一套一居室。上网、夜宵、逛街、聚会，是从事海鲜干货生意的这对姐妹主要的业余活动。“周围迪厅、饭店、K歌都有，而且不贵，很对我们的胃口。”妹妹说。 为了融入城市，不住工棚宿舍 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总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政策制度、社会关系、个人能力。在相同的政策制度下，社会关系为自身发展提供保障，也能让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路上少走弯路。 厨师鄢兴敏在外打工6年，随着工作的变换已经住过4个地方，但一次次辗转并没有让他从合租走向单租。他表示，并不是因为经济问题，关键是合租后互相有个照应，厨师出身的他经常帮人做饭，晚上几个人一起围坐吃饭，更是其乐融融。 在许多城市的建筑工地工棚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不多见了，工棚对于年轻的打工者来说变得陌生起来。与其说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有要求，不如说是他们对城市生活有追求。工棚甚至宿舍并不能给他们想要的城市生活或者“类城市生活”。 来自湖南长沙的张晶晶今年22岁，先后在一家包装企业和平面设计公司打工，住过2次集体宿舍，都是3人一间，十来个平方米，没有娱乐设施。晚上听MP3成了她打发时光的唯一选择。两份工作加在一起才做了不到3个月，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让她觉得“包吃住”的工作临时性太强。“因为工作变动大，总感觉我的生活不属于这里。”张晶晶如是评价她的宿舍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晶晶在一所大学校园里看到了合租招租启事，当时便硬了硬头皮租了下来，没想到那里成了她进入城市后稳定的生活圈。闲暇时，张晶晶喜欢逛校园，偶尔也可以在学校食堂里解决晚饭。 “住在集体宿舍里，你不可能请朋友到你这来玩，租房就不同了，哪怕是合租都有自己的房间。”张晶晶说。对于这些年轻的打工者来说，自己的住所不仅意味着生活，还意味着社交，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识更多的朋友对他们至关重要。 苦涩的城市买房梦 阿文1980年出生，初中毕业，17岁便从粤北来到佛山的某陶瓷厂工作。凭借着吃苦耐劳和好学的天性，阿文自修完成了模具的相关课程，职务也一步步从一线生产人员提升到生产小组的头头，工资从最初的1000多元，升到如今的3000多元。2005年春，阿文结婚了。“新婚后，我和爱人从企业的宿舍中搬了出来，在厂附近租了20平方米的农民房蜗居，每每看着别人走进自己的房子，心里就满是羡慕。” 同年，一个新生命瓜熟蒂落，夫妻两人买房的想法不时浮现，然而囊中羞涩，只能将想法埋入心中。很快孩子5岁了，就快上学了，买房的愿望越发迫切。但是这几年，房价已经疯涨起来，赚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的上涨。 2007年，陶瓷厂从南庄搬迁至房价较低的高明郊区。2009年春，恰好高明监狱有位干部从房改房中搬走，房子出售，100平方米，要价35万元。软磨硬泡，房东终于答应以30万元的价格卖给阿文。阿文算了一下，首付和税费要11万元左右，初步装修一下，再添加家居，没有1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