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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方向【摘要】2009年国务院提出要将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对此，很多学者认为上海若欲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改革我们的金融监管体系。如许小年教授就认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尚存在较大问题，不利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陈志武教授也认为我国现在不受制约的监管模式带来了极大的社会成本和监管的低效。本文试图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来分析我国金融监管改革。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体制；金融改革；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当前我国实行“一行三会”结构性的监管模式。对于证券的监管证监会为主，同时交易所发挥着一线监管的作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和衍生品由银监会统一监管；保监会主要负责对保险市场的监管；央行负责监管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1] 二、我国金融监管所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一）监管过严与监管过松并存 适度的金融监管对于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的过度监管将导致金融抑制，使得金融创新滞后，不利于金融中心的建设；但过松的金融监管也可能由于金融工具的杠杆性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极大的危害。 当前我国在一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监管过度。比如说国内资本账户严格受限制，并不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再如我国对上市资格实行的是审批制，这在发达国家早已废弃了这种过度监管的做法。但同时我国的监管又存在着监管过松的现象，很多领域存在着立法空白。比如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尤其是产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至今仍无专门立法，前几年爆发的新疆德隆案件也显示了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过松。[2] （二）“混业”趋势下的金融监管问题 1.混业经营有利于金融中心的建设 考察欧美等发达国家，除德国外，其金融体制的演变路径一般都是“混业――分业――混业”。这样的一个路径实际上也体现了各界对于金融业经营监管的认识过程：先是担心混业经营将难以监管从而立法禁止混业经营，后来又发现混业模式的优势：金融作为一个整体，内在有着固有的联系，不应该对其任意进行人为割裂。[3]同时混业经营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混业经营监管必将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2.“混业”趋势下的监管协调 我国在立法上仍是确立了分业经营体制，也就是“一行三会”进行监管。但这种监管模式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在立法确定分业经营监管的现行体制之下，必须要加强“一行三会”的协调合作。比如我国现在已经出现了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等，这些金融控股公司一般下设很多的子公司，突破了单纯的分业经营的范畴。比如中信集团，旗下就有信托投资公司、银行、人寿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数个分公司，横跨保险、证券、银行三大金融领域。[4]这就需要监管机关有很好的协调合作。虽然2004证监会、银监会和保健会公布了《三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但此“备忘录”一没有将同样负责金融监管和货币发行的央行吸收进入联席会议，二是该联席会议机制并无强制效力，合作机制的法律化、部门协调的程序化不足。 在当前“混业”的趋势之下，金融监管应当更多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5]在加强监管协调的同时，一是防止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标准不统一；二是防止监管体系机构太多，从而既有监管的重叠也有监管的空白。其次，协调的同时必将产生各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商，这样各种监管规则会制定得越来越细，在确保监管准确性的同时也可能牺牲了监管的效率，使得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这些都是要避免的问题。 （三）场外衍生交易的监管必须加强 衍生品具有高风险，可能成为投机和套利的对象，但是也可以成为筹集资金和转移风险的有效手段。我国现在的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并不活跃，而场外衍生品市场由于其订立衍生合同更加灵活，在规避非系统性风险时更加有效，想要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则必须得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但在新加坡发生的两个震惊全球的金融事件――中航油事件和巴林银行事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若监管失误，场外衍生产品将带来灾难性的危害。 反思这两个事件，都存在着信息披露问题，如中航油在期权交易导致巨额亏损时，其母公司中航油集团提前进行了股份减持，将中航油集团所持的75%的新加坡中航油公司的股份折价15%配售给机构投资者。但是无论是中航油集团还是新加坡中航油公司都没有向买家披露已因卖空期权面临着上亿美元的亏损。这对于我们是一个警示，虽然现在国际会计准则已将金融衍生品纳入财务报表的报告之中，但是在表内记载的同时亦须完善对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