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生性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初探.doc

中国内生性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初探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技术含量高、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重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实现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的转变。这是党中央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如何在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上，正确考量制度和环境等因素的内生性特征，深刻理解并正确实践这一重要路径选择，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嬗变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假设为不受经济系统内任何变量影响的外生变量，好像技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PaulRoraer)、卢卡斯(Robert Lucas)、巴罗(Robert Barro)和斯克特(Maurice Scott)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终源泉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生产和积累，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别和收入水平的差异源自各国对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刺激，以及向他人学习的能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轨迹经历了从强调物质资本(哈罗德、多马)、外生技术进步(索洛、斯旺、丹尼森)、人力资本(舒尔茨)、内生技术进步(罗默、卢卡斯)到产权制度(诺斯)的演变过程。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焦点经历了一个从“物”到“人”，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发展演化道路。从崇尚物质资本积累的资本决定论，发展到注重科技创新与进步，尤其是强调以人的素质为中心的人力资本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历程表明，人们对经济增长要素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在不同的区域、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及各要素作用的方式和强度是不同的。人类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现，除此之外，有识之士关注到制度的作用和环境的制约更是无法回避。人类只拥有一个地球，在地球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变量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因此，本文将制度和环境变量内生化，构建内生性新型工业化理论框架。 二、内生性新型工业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经验前提――要素变化与工业化的耦合 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张，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演进及优化。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由经济要素重要性变化所引致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最终的结果都表现为结构变迁。工业化的进程也体现了上述规律，随着工业内生增长要素的变化必然引致不断的、持续的结构变迁。钱纳里指出“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进程理解为经济结构全面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恰如其分”。赛尔奎因认为结构转变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中心特征，是解释经济增长速度和模式的本质要素。周振华指出要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结构问题的阐述。实际上产业结构是各经济增长要素质态的反映和表征，产业结构直接反映经济运行的整体功能和效益。经济发展实际上表现为一个由要素变动导致结构变动的过程。工业化阶段作为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过程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征出来。从工业经济增长的要素层面上来看，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重化工业阶段，包括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和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二个阶段是高加工度化阶段，包括以一般加工工业(资源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和以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时期；第三个阶段为技术集约化阶段，包括以一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和以高新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时期。这三个工业结构变动阶段之间是相互衔接和部分重叠的。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这三个阶段既存在着演进的先后顺序，又往往受国家工业发展战略的影响而交错在一起。一般来说，当工业结构处于重化工业阶段的第一个时期时，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当工业结构由重化工业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迅速推进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而当工业结构由高加工度化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起主要推动作用时，工业化到了后期阶段。可以看出，资本、劳动、技术三要素组合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民经济物质技术基础的变化，可以反映工业化水平的高低。工业化水平越低，劳动投入比例越大；随工业化水平提高，资本投入比例不断上升，而劳动投入比例不断下降，在工业化进入到更高阶段之后，技术投入比例则超过劳动投入比例和资本投入比例。上述研究表明，传统要素重要性的变化与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明显的耦合现象。 (二)理论框架的创新――制度和环境的内生化 一国工业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