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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世界金融领导力(下)四、中国能够领导复杂世界吗? 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再度崛起，不仅是新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历史长河的回归：在过去20个世纪中，中国在长达18个世纪中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直到15世纪，它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并且是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当今，中国已日益引起衰退中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不安。尽管其中也包含着对自身就业与经济的担忧，但事实上，更担忧的是中国的繁荣是否会挑战其国际金融的主宰地位、亚太地区霸权地位，从而形成更大的全球失衡与领导力博弈，中国周边国家也有同样的担忧。 金融领导力的考验 2008年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时，有人曾把美国与中国分别列为这次危机的两大受益者。但在排序上略有分歧，有人认为美国排名第一、中国第二，也有人认为相反。不管如何，我认为有两点是不变的：首先，这两个国家都受到影响，美国为危机发源国，中国是受害国；这两个国家都从中获益。实质上，号称受损程度震撼世界的美国金融机构现在都表现不错，受灾的只是中小金融机构，埋单的仍是新兴国家或贸易顺差国(通过QE2和美国长期国债)。从某种意义上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与亚太霸主地位不降反升了。而中国真正分享到什么呢?持续高速的GDP、企业的“走出去”、高价位的大宗商品和有限的先进技术。然而最宝贵的收获则是国家活力和民众信心。 金融领导行为的共同思维 从国际金融组织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无论是金融主宰者或被主宰者往往是在“不得已”中被逼上梁山的。中国在过去经济封闭时代的韬光养晦是一种“不得已”，现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也基于某种“不得已”。日益强大颇具活力的中国在金融上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通过主动转型成为全球金融的领导者。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金融格局中面临两难选择：第一，全球金融格局改不了，美国仍为主导，所以仍要韬光养晦，继续参与并和美国合作；第二，要主动参与改革世界货币体系，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根本利益，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人民币入主超主权特别提款权(即SDR)的理论与构想。中国目前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游离于这两者之间，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愿意、不习惯与不适应其所处的世界领导地位有着某种相似，只是所处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 中国三种状态的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中越来越呈现这样三种状态：参与、领导、主导。现在，中国已被逼到这样一种境地，必须迅速地在这三种状态选择一种： 参与状态，即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并遵守其规则而享有一席之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参与世界游戏是主动选择也是别无选择，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现在看来，当初中国有宏观的金融战略但同时缺乏对主攻方向的顶层设计(如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进程)。 领导状态，即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有较高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已经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成为G20的领导成员也是某种“不得已”，如果不能在这个领导集团中要求美国承诺美元不贬值，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将大幅缩水。中国天文数字外储资产的保值，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 主导状态，指大国在全球经济重大事件中实际掌握新格局的主导权与统御力。在后危机时代，单一霸权主宰全球金融的状态已经发生转折，但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仍将长期存在，虽然其国力衰退；中国的全球持续增长地位也将长时间存在，虽然人民币尚未国际化。中国要巩固其经济强国的地位必须成为金融强国，并同其他大国共同主导世界金融未来，除外别无选择。 冷战时期的领导观是“霸权”，全球化时代的领导观是“多元”，后危机时代的领导观是“合作”。多重危机的长期化和深入化，使得多元化领导观不仅要联合，而且要深度合作。新世纪需要展开多边活动的领导者，而不是单一的主宰者。在当今谁也主宰不了这个世界。复杂世界领导的根本意义在于影响世界。若因改变不了世界格局就选择长期参与状态或一般领导状态而非主导状态，这将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反观“G2”构想为何不被接纳 200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Fred Bergsten)在夏季《外交》杂志上发表的“平等的伙伴关系”中首先提出了“G2”，意指中美两国组成一个集团即G2，来代替旧的八国集团即G8，以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然而，这一具有“创意”的构想从无人关注到成为世界媒体焦点，始终在美国学者和战略家中转述，为何至今均未引起两国官方之认可呢?笔者认为： (1)中美均认同双边关系“重要和复杂”，而否认“G2”一词恰恰证明双方关系太复杂，一言难尽； (2)也说明两国关系的定位太重要，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上世纪80年代定位美中关系时所言：双方分歧很大，但是共同利益更大。正因为两者关系超越了自身利益范围而涉及更多国家、更大利益集团，因此无法局限于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