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立法 促进消费及谐.docVIP

完善立法 促进消费及谐 消费者权益保护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和谐消费”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者权益能否得到充分保护，是检验我国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社会是否和谐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在新形势下，如何消除消费领域中的不和谐因素，解决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通过实现“和谐消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与课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目前我国消费领域和谐是主流，但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如食品安全问题严重；虚假广告误导消费；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垄断行业损害消费者权益；消费欺诈与网络消费陷阱诸多；服务行业不够规范；显失公平的格式合同现象仍很突出等。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各级政府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视、领导、督促力度不够的问题，也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新型消费领域缺乏应有的质量标准；既有经营者的自律意识和信用缺失的问题，又有社会对消费教育和指导工作关注不够，消费者缺乏应有的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问题。 完善法律体系 笔者认为，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实施13年来，在解决消费权益纠纷、打击侵权违法行为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 关于维权途径问题。维权途径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问题。而现行《消法》为消费者提供的5种途径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一是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由于经营者的自律意识较差，信用意识缺失，此尚难成为一条主要的途径；二是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由于消协受职能限制，对消费纠纷只能运用调解手段解决，缺乏强制力的保证；三是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诉。因行政机关只能通过行政调解，也无强制执行的权力；四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关仲裁。该途径受双方需要有达成的仲裁协议的前提限制，客观上很难做到；五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司法保护理应是最有效的，但其也未能起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后防线的作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除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外，大量发生的还是小额消费纠纷。在小额消费纠纷中，消费者与实力雄厚、深谙商品与服务知识的商家相比，往往处于弱者地位。例如，消费者在起诉和投诉中支出的费用都是由自己预付的，而商家的诉讼费用却可以列入经营成本；消费者为了讨回“小额的公道”，有可能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商家却可以从容地委托律师与消费者展开持久战。此外，损害赔偿的鉴定机构过少、费用过高；诉讼程序费时、费事、费钱，而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这些都是维权过程中非常实际的问题。因此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申诉久拖不决，仲裁没有依据，诉讼筋疲力尽，最终消费者自认倒霉，从而助长了经营者更加肆意妄为。 关于举证责任和费用问题。《消法》中对于发生消费纠纷时的举证责任没有做专门的规定，是按照消费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的推论，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但是，消费纠纷与一般民事纠纷具有差异性，即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处于弱者的地位，而高额的检测费用往往超过了纠纷商品本身的价值，使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直至最终放弃。 关于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赔偿问题。首先，《消法》第49条规定了在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的前提下，应该对消费者的损失给予双倍赔偿。这个双倍赔偿体现了惩罚性赔偿的理念，但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从目前来看明显过于狭窄，局限性很大，只适用于经营者有主观故意的欺诈行为。这在法律认定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难度，且在认定时很容易形成扯皮的局面。而对于消费者使用商品或服务所导致的人身损害和之外的财产损失，只适用第41条补偿性赔偿的规定。即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仍是按照被侵权人的直接损失计算，不能真正补偿受害方所耗时间、金钱、精力等全部间接损失。这种补偿性赔偿制度由于其低额度的所谓“等价性”，对实力殷实的经营者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制裁作用。其次，惩罚性赔偿额度被锁定在“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价格的两倍”，标准过低。 关于行政保护体制与行政执法手段的问题。《消法》行政保护中有制定保护措施，调解纠纷和查处案件3个方面。但实际操作中会出现很多矛盾。如各部门职责交叉，分工不够明确，主次难分，易出现执法的真空与模糊地带；受理申诉的职责和处罚的职责不同属一个部门，客观上减弱了打击违法行为的力度。执法措施是行政机关执法到位的保障，现行《消法》缺乏对执法措施的明确规定，特别是对一些性质恶劣、影响面大的重大案件，如没有专门的具体措施是无法查处的。 改革管理体制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要建立适合消费纠纷特点的诉讼制度。目前在消费纠纷中主要是小额消费纠纷和群体性诉讼，尤其在旅游服务、商品房、物业和某些公益服务领域中，群体诉讼又有增长的趋势。应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