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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人力资本 构建社会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人口数量庞大和自然资源限制，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大约为３亩，仅是俄罗斯和巴西的１／７，美国的１／８，澳大利亚的１／１２５，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１９７８年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产品统购制度，城市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广大农民束缚于小块土地之上，胼手胝足于阡陌之间从事收入极其微薄的艰苦劳动，过着贫困的生活，又不能外出打工。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叶，人们开始接受发展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认识到：我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继续存在而不减少甚至扩大是农民贫困、农村落后的重要根源，因此，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工资水平较高的城市务工是必然的、合理的，城市打开门户吸纳由于原来收入很低而愿意接受比城市一般水平较低的工资的农民进城务工，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在这些认识的推动下，农村基层组织逐渐放松了对农民离乡进城的约束，城市企业和市民逐渐扩大了雇用农民工的规模，粮食能在市场自由流通保障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据估计，２０多年来，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已在１亿人左右。 大量的乡村―城市人口流动，确确实实产生了发展经济学中颇有说服力的刘易斯模式所预期的效果，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方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以输入农村劳动力较多的６个省市２００２年的ＧＤＰ为例，广东省为１１７６９亿元，江苏省为１０６３１亿元，山东省为１０５４２亿元，浙江省为７１９６亿元，上海市为５４０９亿元，福建省为４６８２亿元，各占当年全国ＧＤＰ的１０．９％、９．９％、９．８％、７．２％、５．０％和４．３％，总计起来，几乎占全国ＧＤＰ的一半。同时，这些省市利用低工资的农民工从事各种产业的生产，也刺激了对外经济的发展，２００２年进出口商品总值分别是，广东省１０６３亿美元，上海市４１２亿美元，江苏省３５５亿美元，山东省１５８亿美元，浙江省１４７亿美元，福建省１１９亿美元，在全国当年进出口商品总值２９５２亿美元中各占３６％、１４％、１２％、５．３％、５％和４％，总计起来达７６．３％。以输出农村劳动力较多的几个省市为例，２００２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纯收入重庆市为２０９７元，其中工资收入为７８３元，占３７％；四川省为２１０７元，其中工资收入为７１１元，占３４％；安徽省为２１１７元，其中工资收入为７０８元，占３４％；河北省为２６８５元，其中工资收入为１０４３元，占３９％。农民的工资收入只有少量在本乡本地获得，绝大部分都是外出在城市务工的收入。由此可以看到，农民工流入城市创造的价值在这些省市农村居民户均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外务工的农民每年寄回大量汇款，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四川农民工由邮局汇到农乡的款项达１５２．０６亿元，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他们各自的家庭生活。少数农民工还能以数年撙节的工资积累起来作为办起小工商业的资本。总之，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村―城市人口流动已对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两个关键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积极作用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两个问题之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力资本的开发，只受过低水平教育的广大农民工凭着青壮年的体力和尚未得到启迪的智慧离乡进城，干着低级、粗重、附加价值不高的劳动，从而只能赚得微薄的工资，难以根本改变自己和家庭的贫困状况。随着岁月流失，年龄老大，劳动能力逐渐下降，将面临被解雇的后果，于是他们只好沉淀在城市生活的低层，沦为棚户，过着艰难的生活，或者带着老病之躯回到家乡，勉强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田间劳动，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最脆弱的群体。另一个问题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一时有工可做，但很不稳定，随时有失业的风险，医疗卫生毫无保障，加上户籍制度的种种限制，农民工及其配偶和子女在城市中得不到与市民平等的待遇，他们不能融入社区生活。这些情况的存在，可以总称为农民工缺少社会资本的支持。 二、对农民工开发人力资本的必要性 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性投资而提高了的人的素质和劳动技能称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是与刘易斯在１９７９年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舒尔茨首先提出的。众所周知，在农业问题上，他的理论同刘易斯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之所以落后是由于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途径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舒尔茨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除季节性外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些国家农村之所以落后是生产技术未能从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形成新的技术，而更新生产技术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根据天生的生产能力，从人头数量多少去计算劳动力对生产的贡献是不正确的。“这种劳动概念在古典阶段就不正确，而现在，其错误就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