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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分析一、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是政府应有的责任 农村公共产品包括农村民生性公共产品和生产性公共产品。前者是指如义务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供电供水、公共交通、通信网络等关乎农民生存状态、属于“社会公正”或“社会公平”范畴的公共产品；后者是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主干网络、农业基础科学研究等等。 1．政府提供农村民生性公共产品是实现 “社会公正”或“社会公平”的需要。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认为，社会福利水平取决于社会中效用最低的那部分人的福利水平。福利经济学大师森认为，人类自由包括“工具性自由”和“实质性自由”。工具性自由主要有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5种形式；实质性自由以“可行能力”为基础，它是实现各种工具性自由的保证，没有可行能力下的实质性自由，就无法实现工具性自由。因此，森主张，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关注人的可行能力或实质自由的提高。 让社会成员享有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免费接受初等教育的基本权利，是提高公民可行能力的基本条件。首先，它是公民生存权利的保证。在西方，这些权利被称为“社会权利”，被视为对基本公民权的拓展，体现了对公民生存权利的尊重和保证，属于底线公正或底线伦理的范畴。其次，维持公民机会均等。一般认为，教育和健康是重要的机会均等工具，它们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生存能力、经济参与能力、收入和财富创造能力；社会保障体系则通过帮助人们管理风险，为他们提供安全网，来增强人们的机会和扩大他们的能力。因此，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有利于实现机会均等或起点意义上的公平。第三，避免绝对贫困。在现实世界中，绝对的机会均等往往难以实现，即使存在真正的机会均等，但由于天赋、努力和运气的差异，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并可能出现绝对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公共干预，保护社会的极端贫困人口。而且，和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往往更低，享用的健康服务更少，从风险管理中获得的保护也最不完善。这就意味着结果不公平又导致了机会不公平，并因此产生新的结果不公平，由此落入 “贫困循环”。摆脱这种恶性循环，也需要政府实施收入再分配，维持一定程度上的结果公平。 正是基于对社会公正的诉求，才凸显了政府的责任。由于市场无法自动解决公平问题，因此政府干预或调节不可缺少。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极度短缺，和相对于城市的极低水平，已经对社会公正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保证公民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塑造起点公平，消除绝对贫困，政府责任重大。 2．由政府主要提供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是农业产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农业是第一产业，其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一切生产和人类生存的起点和先决条件，无论科技如何进步，非农产业如何发展，都离不开农业为其提供必需的农产品满足其基本消费。离开了农业源源不断的物质供给，社会一切生产与发展都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同时农业又是弱质产业，最易受到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因此，对其实行特殊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其发展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是农业生产要素之一，它有利于降低农业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率。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政府应在提供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 1．计划经济时期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预算安排制度内提供仅限于公社本级一部分公共产品，公社级的大部分公共产品和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全部公共产品主要依靠制度外自我提供，即依靠农民本身自己“投工”、“投劳”提供公共产品。表面上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由人民公社提供，而实际上，制度外提供公共产品的物质成本和人力成本，都由农民自己负担。物质成本来源于农村所创造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人力成本以“工分”支付，但在劳动产出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工分意味着单位工分价值的下降，其实质是农民自己提供公共产品。工分制和劳动对资本无与伦比的替代，是人民公社时期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特征。 2．改革开放后至农村税费改革前（2003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这一期间，我国农民负担主要由5部分组成，一是国家税收，如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等，主要用于提供制度内公共产品，包括维持县乡两级政府的正常运转。二是乡统筹部分。按宪法的规定，乡级政权的职能是“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但乡级政权履行这些职能时所发生的费用不能由乡级财政全部承担，全乡范围的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交通等五项公共事业所需费用可在全乡“统筹”。 三是村“提留”。政策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