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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回报效应估算“回报效应”是能源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命题，但在国内尚缺乏实证检验。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能源消费数据为样本，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中国宏观经济层面上，“回报效应”在30―80%波动，而且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回报率要明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对此进一步分析后本文认为“回报效应”将呈现三种趋势：“回报效应”越来越低;更多地体现为“硬”技术进步方面;更多地体现在生活部门。 关键词：技术进步;能源消费;回报效应;岭回归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2―0045―08 一#65380;引 言 “回报效应”(Rebound Effect)是能源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命题，其基本涵义指技术进步①虽然能够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而节约能源，但技术进步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又增加了对能源的需求，最终导致因效率提高所节约的能源被因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额外能源消耗(部分地)抵消。“回报效应”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865年，Stanley Jevons［1］在其论文“煤炭问题”中提出：“通过经济地使用燃料而减少消耗的想法是荒谬的，事实恰恰相反，……，1830到1863年，苏格兰生产每吨铁的煤炭消耗下降了三分之一，但随后煤炭的总消费量翻了十倍，更不要说因为铁价降低促进相关耗煤产业的发展”。 “回报效应”受到广泛关注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为应对能源短缺的问题，经济#65380;环境#65380;能源#65380;工程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开展节能的研究，并为此而产生了一些争论。鉴于“工程技术专家在能源效率上的积极作用”［2］，能源保护论者和环境保护论者主张能源效率是减少能源消耗的有效手段［3］［4］)，个体能源效率的改善或多或少会减少能源支出，全部个体的加总表现为经济总体能源消费减少，因此，节能应当主要依靠科技的努力。但更多的学者持相反的观点，Brookes等［5］［6］［7］［8］认为，能源与环境保护论者用“由下至上”的方法来推算宏观层面的能源节约，忽略了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微观经济层面能源效率的提升虽然能够带来同等层面能源消费的减少，但在国家层面或宏观经济层面，能源消费反而可能会增加。因为能源效率的改善会使能源比其他要素廉价而更多地使用，而且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会带来额外的能源需求。因此，如果仅仅是为了降低或稳定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实证检验了“回报效应”的存在。Saunders［9］发现，对于企业而言，能源效率提高意味着减少能源投入可以获得等量产出，同时也意味着其他投入要素(如资本#65380;劳动力)可能会被能源代替。而且，当能源价格下降，产品价格也会下降，从而可能引发对产品和能源的更多的需求。最后，依靠技术进步节约的能源部分的被抵消了。Saunders［10］分别用CES(不变替代弹性效应函数)#65380;Leontief(列昂惕夫)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估算了回报效应并进行了比较，发现当能源易于被用于代替其他投入要素时，回报效应就会提高的证据。 Greening et al.［11］和Binswanger［12］对大量实证结果归纳发现：回报效应程度随实证分析所采用方法和数据的不同而变化，在消费部门(主要是生活耗能和交通运输耗能)，其跨度从0―50%不等。Berkhout et al.［13］对荷兰的分析结果是历年“回报效应”跨度从0―30%不等。Berkhout et al.认为，技术进步确实减少了能源消费，但是，节约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被由于价格下降等原因增加对能源服务的需求而抵消了。Birol and Keppler［14］的研究提出，技术进步无疑是降低能源强度#65380;提高能源效率的有效手段，但同时因为刺激经济增长而产生回报效应，因此，充分利用价格手段调节能源与其他要素的替代性，促使消费者更多地选择其他要素而非能源，才能真正实现能源的节约。Bentzen［2］认为，回报效应与要素价格弹性及替代弹性联系密切。他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估计出美国制造业部门能源的“回报效应”大约是24%。 “回报效应”的文献回顾表明：①技术进步未必能减少能源消耗;②价格#65380;税收等调控手段是提高能效的必要补充;③“回报效应”程度可以作为检验技术进步与其他能效调控手段配合效果的指标。现有文献存在的不足是：理论研究多于实证检验，定性分析多于定量估计，且多数实证停留在生活部门和运输部门。另外，就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国内迄今尚没有专门研究。 本文尝试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估计中国能源消费的“回报效应”。经济快速增长与能源严重短缺的矛盾要求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