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在晚清近代化转型中地位及作用.docVIP

文祥在晚清近代化转型中地位及作用【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文祥的研究比较薄弱，这影响了人们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近代化转型情况的认识。本文认为，文祥亲历了清廷与英法和议、辛酉政变和“同治中兴”的全过程，他一方面通过“安内攘外”而在客观上为近代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作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推动自强运动，大力发展中国近代军工、教育、外交和通商事业。因此，文祥在晚清时期中国经济社会近代化转型初期发挥了主导作用。 【关键词】文祥 晚清 转型 文祥（1818――1876），盛京满洲正红旗人，瓜尔佳氏，字博川，号子山，1845年中进士，其后一直在工部任职，1858年任内阁学士、署刑部左侍郎，同年“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随改礼部、吏部右侍郎，又转工部、户部右侍郎。1859年正式升为军机大臣。1861年，文祥参与组建总理衙门并担任大臣。辛酉政变发生后，清廷形成了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主持政务的政治格局，然而由于当时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都非常年轻，政治历练不足，缺乏实际政务经验，文祥则因为“向在枢廷，于近来夷务熟悉”而“为中外所倚赖”，所以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因此在同治年间，文祥实际上已经成为清廷主要领导人之一。这就使得他可以比较充分地发挥他的才能，推动帝国朝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影响了他身后整个晚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近代化转型。 整体来看，文祥亲历了清廷与英法和议、辛酉政变和“同治中兴”的全过程，在波诡云谲的晚清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与奕?、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被并列为晚清五大领袖，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文祥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研究比较薄弱，他在很多国人心目中的名声和影响也远不如晚清另四位领袖级人物。本文试对文祥的历史言行加以说明和解读，这对深入认识晚清近代化转型有重要意义。 咸丰年间，满清帝国统治阶层的主流仍然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国内外局势则日渐险恶：内有民变激荡，外有列强入侵，这使得中国近代化转型缺乏可靠稳定的政治环境。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僧格林沁等人提议皇帝离京避难。文祥则 “恐摇动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我能往彼也能往” ，因此坚决反对，几次上书请求皇帝留在北京主持抗战。然而，咸丰帝并未听从文祥的劝谏，仍然于9月22日离京出逃，只是在临行时委任文祥为步军统领，协助奕?与英法议和。 在议和前，文祥与很多满清大臣一样认为英法列强乃“狼子心，不受信义”。但在与西方人的接触过程中，这些满清大臣观察到“自换约以来，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他们认为：“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 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文祥等人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局势进行分析，把当时对满清帝国构成威胁的内外势力分为三个层次：国内图谋满清江山的太平军和捻军等势力为“心腹之患”，与帝国北方接壤的俄国因为有“蚕食上国之志”则是“肺腑之忧”，而“志在通商”的英国仅被看成是“肢体之患”。因此，文祥主张优先对付国内反对势力，甚至不惜“借师助剿”――因为 “内患除则外侮自泯”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安排，文祥一方面对外“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通过总理衙门等平台推动与列强缓和关系，同时推动自强运动以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对内则多管齐下以弹压民变。 为了应对当时国内民众起事，1862年，文祥不顾一些人的反对而决定”借师助剿”，扶持美国人华尔的“洋枪队”，将其扩编为“常胜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除了使用外国雇佣兵以外，文祥还大量采购火器，选练八旗壮丁，重建了自满清代明后被废置两百多年的“神机营”。他还亲自率领神机营镇压锦州等地民变。文祥的这些做法自然是为帝国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这客观上稳定了国内局势，有利于为中国近代化转型提供安定的国内环境。 在镇压民变的过程中，文祥还大胆举荐使用人才。例如，他发现并保荐了江西九江道沈葆桢，促进了后者的崛起。两人分别代表满汉开明人士，各在中央和地方图谋自强，推动洋务， 互为奥援，因此梁启超先生将19世纪60年代称为“文祥和沈桂芬的时代”。 二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民变纷纷被平息，文祥的注意力由“安内”转向“攘外”。当时，满清帝国所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分别是来自北方的俄国和东部的日本。对应在清廷内部存在着所谓塞防与海防之争。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大多数地方督抚认为：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乱破坏，作为满清帝国主要财税来源的东南地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且多年的战争使得中央和地方财政都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东南各省自顾不暇，更难以接济西北兵事；何况西北乃荒远之地，得之不能有效增进帝国经济实力，反而徒增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