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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视野下刑事简易程序摘要：简易程序以德国、美国和意大利较为典型。从三国的简易程序的比较来看，由于法文化的原因，三国检察官裁量权大小及权力行使方式、被告人程序参与度和法官的作用有所不同。但都以省略诉讼阶段实现程序简化，并将简易程序建立在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基础上。中国的简易程序改革也应以此为鉴，由“单一化”走向“类型化”，由“权力式”走向“权利式”，由“审理阶段的简化”走向“审查起诉阶段的简化”；由“程序简化式”走向“诉讼阶段省略式”。 关键词：刑事简易程序；被告人；权利；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1-0097-06 简易程序，英文为“Summary Procedure”。依照《布莱克法律词典》的普遍解释，简易程序仅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凡不经检察官起诉、陪审团定罪或者普通法正常程序所要求的其他程序，法官直接以迅速、简单的方式处理争议、解决案件，作出裁判的任何诉讼程序。现代社会出现了“刑法化”的趋势，一些曾经不视为犯罪的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刑事法网。同时，现代社会带来人际关系的陌生化，导致社会纠纷不断膨胀，非法律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失灵。大量的诉讼纠纷涌入法院，早期不论案件类型都适用同一诉讼程序的制度已经不适应现代纠纷的特点。各国不得不在普通程序之外，设置一定简单的、便宜的简易程序来迅速、有效地处理一些特别类型的案件，其中以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的简易程序较为典型。美国是最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是辩诉交易最发达的国家；德国是最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处罚令程序引人瞩目；而意大利1988年在大陆法系的基础上，引入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诉讼，建立多元化的简易程序。但本文考察的对象在各国的类型并不一致。在美国被称为辩诉交易程序；德国被称为“简易程序”和处罚令程序；意大利的简易程序包括五种：简易审判程序、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快速审判、立即审判和处罚令程序。 一、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诉讼结构 德国的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一些罪行较轻的案件；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无论案件中罪行的轻重都可适用；而意大利则强调简易程序的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所不同，有的只适用于罪行较轻的案件，有的则不论案件中罪行的轻重都可适用。例如德国的处罚令程序只得对被告人处以罚金及不同的从刑，只有在被告人有辩护人，并且是缓期执行的时候，才可以对其判处一年以下的自由刑，也不允许判处剥夺被告人自由一年以上的刑罚或者科处矫正及保安处分。但是，在美国的辩诉交易中，所有的案件都能适用。即使是可以判死刑的案件，也可以进行交易，只是交易的结果不能判处被告人死刑。意大利设立不同类型的制度，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南于处罚令只能适用财产刑，辩诉交易也只能适用5年以下的徒刑，于是便将简易审判程序定位为适用于除无期徒刑以外的任何案件。由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较大不同，所以，在美国90％以上的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处理的，德国主要通过处罚令程序处理了一半以上的刑事案件，而意大利则基于多种原因导致简易程序的适用率更低。从1990年到1993年意大利每年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占正式审判的案件比例不超过8％，适用简易审判程序的案件占正式审判的案件的比例不超过4％。由于三国不同的法文化，导致三国的简易程序诉讼结构各具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在简易程序运作的诸多环节中都表现出来。 (一)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权力行使方式 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各国并不相同。德国和意大利都奉行起诉法定主义，对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定罪、量刑传统上也被认为是法官的职权范围，检察官不得作出处分。检察官与被告人交易的筹码显然不足，交易型司法在两国难于充分实现其功能。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奉行起诉便宜主义，检察官具有非常大的起诉裁量权，可以对罪名进行交易，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作出足以吸引被告人进行有罪答辩的交易条件，促成辩诉交易的达成。 在检察官的权力行使方式上，德国强调权力“单向性、非平等性”，美国则强调主体的互动性，权力行使具有“平等、协商”的特点，而意大利则介于两者之间。在德国检察官是“站着的法官”，并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检察官没有与被告方平等的心态，其权力的行使方式是一种职权式的、单向的权力行使方式，与被告人协商不足。在德国的“简易程序”和处罚令程序中，都是由检察官单方向法官提出简易程序的申请，而不与被告人进行协商。尽管近年来，德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种辩诉交易式的协商性司法，但并未正式立法，且适用范围有限。意大利在职权主义的传统上引入对抗式诉讼模式，检察官虽然被定位为当事人，但似乎并未从传统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其权力行使仍然是职权式的单方申请法官适用某一简易程序，而不与被告人协商。美国由于贯彻控辩平等原则，检察官是与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