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部税务机关反避税困境及成因.doc

浅析西部税务机关反避税困境及成因中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必然会加强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经济合作,吸引更多的外资来开发西部这片热土。西部开发的深入发展，国际避税行为的发生不可避免。当前西部税务机关开展反避税工作难度很大，遇到很多问题。 西部税务机关面临的困境 1.人员不足。西部地区税务机关专职反避税人员偏少，由于人员不够，即使要进行反避税调查，也显得力不从心，而且从目前避税的隐蔽性、复杂性来说，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反避税调查有很大的困难。涉外税收管理部门人员任务繁重，在税收任务仍是税务部门“重头戏”的情况下，他们首先确保的是收入任务的完成。这样，转让定价调查审计的质量和效率得不到保证。目前的反避税工作处于一种很被动的局面，往往是临时的突击与应付。 2.税务调整。西部地区专职反避税人员偏少，必然导致反避税税务管理出现薄弱环节，导致出现一些征管盲区。在查出问题后，不调整，企业会更加肆无忌惮的避税；如涉及调整，一方面暴露出税务机关管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有可能在导致税务诉讼后使税务机关处于不利地位。 3.确信避税但又不得不接受。目前很多大型的跨国公司都进行了高水平的税收筹划，使得转让定价有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以我国目前的反避税条款，很难找到调整依据。一旦避税与筹划紧密结合在一起，税务机关反避税的难度更大，而且这种大型公司往往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如果要进行调整，又会涉及其他地区的调整，并会对各地的税收收入产生影响，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以致税务机关确信避税，但又没法调整，陷入确信避税又不得不接受的困境。 4.信息不足的困境。税务机关在调查收集相关信息时，极端困难，虽然我国十分重视加强税务信息化建设，已建成全国的反避税管理信息系统，但一套再好的系统，如果没有良好的运行环境，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产生上述困境的原因 总的来说，我国反避税实践起步较晚，反避税条款不是很健全，内容也显陈旧，权威性不高，统一性不强，各种优惠政策多是出现上述困难的主要原因。具体如下： （一）目前我国反避税法规尚未明确的问题 1.总分机构内部交易能不能界定为关联企业转让定价。从法律意义上，总分机构是不能界定为关联企业的，因为分支机构不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其与总公司之间的交易是公司的内部行为。从会计角度看，新的《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中对关联企业的定义也不包括总分机构，明确提出“母、子公司是关联方，而总、分公司不构成关联方”。从我国的税收规定来看，《关联企业转让定价税务管理操作规程》规定的又很笼统。按《规程》第四条第一到第三点是不能说明总分机构属于关联企业，第四到第七点中“另一企业”是专指另一独立法人企业，还是同时包括分支机构，就《规程》来说在这方面的定义不如会计上的定义清楚。外资总分机构通过利用我国的优惠政策用转让定价来调整利润，减少了国家税收，与关联企业不按独立企业交易避税的实质是一样的，也违背了税收的公平，按实质课税原则，应属于调整范围，但我国对转让定价适用的范围是关联企业，审计并调整的关联企业未按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支付价款、费用，如果不属于关联企业，在调整时就考虑法规是否适用。 2.《规程》与《细则》的冲突问题。《征管法》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是我国立法机关正式以立法的形式出现，其《实施细则》由国务院制订，法律约束力高于《规程》，从法律要义而言，如果两法有含糊之处，那么《规程》可以明确，如果有矛盾，那么应用立法层次高的规定。《规程》第27条突破了《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要求税务机关按照顺序选择三种调整方法的限制,而改为由税务机关视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调整方法,这就产生一个矛盾，《外投法》的《细则》第54条明确规定税务机关依照顺序进行调整，113条规定：本细则由财政部、国家税务局负责解释，也就是说国家税务局是不能修改细则中的规定。应该说规程的修改是一种进步，符合国际上的发展潮流，比如美国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毕竟《规程》法律效力比《细则》低。 3.举证责任不明确。一般说来，正常交易价格本身是很难确定的，税务局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很难甚至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企业间的关联交易，《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虽然要求关联企业对其转让定价的正常性、合理性负有举证责任,但现行《规程》中的规定过于原则性，既未明确税务机关对这些材料的核实标准,也未规定企业不提供材料或提供虚假材料的惩罚措施，如何确认企业所提供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是一大难题，给税务局的举证带来了困难。 4.目前我国在立法方面对什么是避税、认定与规制避税行为的基本原则、对避税的处罚等尚属空白。避税是一个相对概念，和节税、偷税在一定条件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