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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探究进展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中国城镇化水平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截至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6. 1%，比1978①年增加了38.2个百分点。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至2015年年末，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总人口约为14亿，其中城镇常住人口约7.7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 10%；农民工总量约2.8亿人，比上年增加1. 3%，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7亿人，增加0.4%；本地农民工约1.1亿人，增长2.7%[1]。从数据看，中国户籍城镇人口总体人数上升，人口城镇化率呈上升趋势，但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仍有较大差距；中国农民工总量大，增长迅速，占大陆总人口数20. 2%，大量的无城镇户籍的农民工的存在是导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特殊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市民化被分隔成两个阶段，首先，从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现阶段不但要关注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更要重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如何享受城市的福利和待遇问题。本文在综合国内学术界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多角度评述，指出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重点，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深入探究提供重要的参考。本文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进行梳理；第二部分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对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趋势及热点进行概述；第四部分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进行评述和展望。 1 农民工市民化内涵 “农民工”一词最早由张雨林教授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社会学通讯》上提出。中国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自发的、大规模、持续性跨地区向城镇转移即“民工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便伴随着“民工潮”应运而生。伴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农民外出务工的态度和政策的不同，农民工的称谓经过5个不同时期的演变：“灾民”“盲流”“外来人口或外来人员”“民工”“农民工”。农民工其并非传统的城镇居民，也不是真正传统定义上靠种田为生的农民，而是不同于农民和市民的一个特殊群体，对社会稳定、现代化建设、产业经济、城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在法律政策的推动下，获得与城镇居民相应的社会权利和一样的合法身份的现象和过程（刘传江、徐建玲，2007；王竹林、王征兵，2008；程姝，2013），它包括地域上、职业上、社会身份上、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多个方面的转变（程姝，2013）[2]。刘传江、徐建玲(2007)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从商的农民工在所在城市中克股各种困难，终极实现市民身份转变的过程和现象[3]。他们认为不能单独抽象探讨“农民市民化”，应该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十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代替传统“农民市民化”或“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一步转移理论”。具体而言，需要整个大社会和相关政府部门在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更多维护和保障农民工生存和发展权利，而不是只从“老市民”的立场上和城市本身发展需要的角度来规划城市的发展。王兴周等(2008)则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应涵盖4层含义，首先职业上由农业劳动变为非农业劳动；其次居住位置由乡村社区移到城市社区；第三获得城市户口和城市居民一样共享权利；第四生活方式上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转变[4]。王竹林、王征兵( 2008)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非农产业工人的转变，该过程包括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3个环节[5]。周小刚等(2009)指出农民工市民化即农民走进城市从事非农活动，在城市的居住环境下，与城市环境要素发生相互作用引起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念、行为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变化，逐渐向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研究指出，农民工在地位、身份、社会资本形式、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变化只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外在展现方式，而农民工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文化素质等意识形态方面才是市民化的内在，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是一种成效[6]。欧阳力胜(201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除了身份的市民化、职业的市民化，还要实现经济的市民化、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上的市民化，此外还必须具备市民化的能力，他更强调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归属和幸福等主观感受[7]。 通过上述观点可看出，学术界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解基本一致，普遍认为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需要生活在城市中且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并且需要取得城市户籍和市民身份及权利。早期的研究局限于市民化的硬性标准，现阶段的研究中除了关注市民化标准外，更强调农民工意识形态、农民工思想观念、生活行为方式、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内涵。 2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内容 2.1 市民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