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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外出就业及农村犯罪 　　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犯罪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如何遏制犯罪率的攀升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无论是犯罪社会学还是犯罪经济学，都强调社会环境变化对犯罪率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中，规模空前的“民工潮”无疑是最为剧烈的变化之一。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不但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术界也意识到大规模人口流动对犯罪率攀升的影响，并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王志强，2006；朱志华等，2009；陈刚等，2009；史晋川、吴兴杰，2010a，2010b；章元等，2011；金诚等，2014)。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人口流动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定犯罪治理政策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是，从人口流动与犯罪率的关系来看，这些研究绝大多数只关注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犯罪问题，而忽略了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农村)犯罪率的影响。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就业对农村的人口结构、居住形态、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犯罪行为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当犯罪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犯罪就会发生(Becker，1968)；而个人犯罪的成本取决于惩罚概率和惩罚严厉程度，即惩罚概率上升或惩罚严厉程度增加都将抑制犯罪行为(Sjoquist，1973；Machin amp; Meghir，2004)。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就业引致的农村社会结构变化，通过改变农村地区犯罪的成本与收益，进而对农村犯罪率产生影响。针对农村地区犯罪问题的相关研究(张学超，2010，2015；孔庆龙，2012；刘业凤，2010；方真，2010)，也都将劳动力外出就业归结为农村犯罪率上升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分析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农村犯罪率的影响，能全面理解转型期人口流动和犯罪率的关系。另外，从提高犯罪治理政策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城市犯罪和农村犯罪的具体发生机制显然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针对农村犯罪问题展开专门研究。 　　现有研究为理解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农村犯罪率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犯罪学和社会学的视角，以案例分析为主，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统计分析，研究结论尚不具备普遍意义。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经济学方法，通过对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实证检验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犯罪率的关系。本文的特色包括：第一，利用覆盖全国的村级数据反映中国农村犯罪率的变化；第二，控制其他影响农村犯罪率的因素，剥离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农村犯罪率的真实影响；第三，采用合适的工具变量解决关键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得到更加稳健的结论；第四，估计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农村犯罪率影响的精确弹性，为未来的政策设计提供可靠的依据。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关于劳动力外出和农村犯罪率关系的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本文的实证分析框架；第四部分介绍数据来源与变量构造；第五部分分析实证结果；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 劳动力外出和农村犯罪的理论分析 　　根据犯罪经济学的基本理论(Becker，1968；Machin amp; Meghir，2004)，并结合中国的现实特征，本文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于农村地区的犯罪存在着“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两者共同推动了农村犯罪率的变化。 　　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就业具有降低农村犯罪率的效应，可以称之为犯罪“转移效应”。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与犯罪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一般而言，男性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越大，越可能带来更多的暴力犯罪。中国人口流动正是以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为主。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年外出农民工中30岁以下的占61.6%，其中男性占65.1%①。也就是说，从人口结构特征的角度来看，外出农民工群体整体上具有较高的犯罪倾向。随着这部分犯罪倾向较高的群体从农村流向城市，犯罪也相应地呈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因此，中国刑事罪犯与流动人口无论在变化周期、空间分布还是结构构成上，都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史晋川、吴兴杰，2010b)。再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从而导致农村犯罪率上升。陆川县人民法院2007年审理农村案件82件132人，而2008年增加到136件156人。这些证据也从反面印证，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具有降低农村犯罪率的转移效应。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还具有增加农村犯罪率的效应，本文称之为犯罪“创造效应”。首先，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就业，使农村地区的犯罪防御能力大大降低，从而减少了犯罪惩罚的概率；不仅如此，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的脆弱性，也增加了潜在犯罪的成功概率。其次，青壮年父母同时外出就业形成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留守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