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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增长及财富积累伦理限度 论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的伦理限度 　　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伦理限度，意指两个维度上的规定，一是指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伦理性而言；二是指经济的适度增长和财富的合理积累所需要的伦理基础。在伦理性的意义上，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财富创价与代价过程中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正而言；二是指财富积累对于人的好生活所具有的意义而言。伦理基础乃指用于财富分配的制度安排，构成制度伦理，另指过一种总体上的好生活所需要的人性基础，构成人格伦理。 　一、代内公平与代际公正 　严格说来，讨论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伦理性问题，并非单一方面，而是极为复杂的社会事项。就经济活动的主体而言就有政府、企业和个人三种，于是判定经济行为的伦理性就必须追问到经济主体那里，谁为经济行为的伦理性担负责任。以此观之，考量经济行为的伦理性就必须首先甄别经济行为的正当性，再解决归责问题。政府的经济行为明显不同于企业的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它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它是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形式，决定和影响具体的经济行为。具体说来，对政府经济行为之伦理性的考察，必须从观念和政策的实际效果两个方面进行。从常识出发，具有基本道德感和智力水平的精英集团都会把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视为执政的目标。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把握和享用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提供的机会，一如罗尔斯所期许的那样，只要政治精英供给有利于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群的制度安排，该制度就是合理而正义的。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类型”，这个“理想类型”要么与实际条件相去甚远，难以操作而流于形式；要么变成制度宣传而愚弄百姓。政治精英没有为民众提供最大公共物品的价值观，就一定没有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经济政策制度；即使有这种价值观也未必产生有利于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经济后果。无论是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还是采取自上而下的道路，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都不可能在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群中进行，相反倒是通常在权力集团内部或权力所及的利益者集团中完成。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初建时期的原始资本的积累中，还是在积累起来的资本的运行中，可供利用的现实资源以及潜在资源，都以极快的速度向上流动。这不仅表现在经济资本领域，更表现在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领域。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全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价值似乎都可以资本化，能够带来剩余价值，于是一种全面向上的资本积累运动开始了。阶级概念似乎已经退出社会领域，淡出人们的学术视野，而阶层这个原本属于社会学的概念似乎已经普及化为日常概念。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被积累起来的资本愈来愈被掌握在社会的中上阶层手里，被积累起来的资本又变成了获得新的机会和资源的力量，逐渐地使得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几乎不再有任何可能接近中上阶层，而中上层又会利用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持续地进行资源占有和意志表达。话语权力的向上流动，使得重新建构起来的阶层被固定下来，形成”阶层固化”。固定下来的阶层结构形成了极强的调节机制和平衡能力，借以防御和抵抗各种异己力量。于是，一种全面的代内不公平开始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演进。一条是向上的资源与机会流动，一条是向下的成本与代价转移。资本的魔力就在于它可以分解一切，可以重构一切。资本可以把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在交割、交换、交流、分享和共享的意义上通约，分子不同但分母只有一个，那就是有用性以及有用性的积累。这多么像康德的知性把各种具有特殊性的表象归于普遍性之下的景象啊！资本也把各种特殊表象统摄于普遍性之下，这就是康德曾经反复自鸣得意的那个建构性原则。资本还可以重构一切：资本再把普遍展现为特殊，即建构资本的各种形态，资本既是“一”，又是“多”。权力、货币、知识、地位、身份、灵魂、身体，等等，都变成了不同形态的资本，它们都可以进入和退出市场，只要这些资本的拥有者愿意。质料不同，形式各异，但使命相同，那就是增值。正是这种追求增值的命运，使不同形态的资本串联起来，形成相互勾连的利益链条。资本穿越r时间的隧道，冲破了空间的屏障，解构着一切，又整合着一切。它把那些不能进入利益链条的人群无情地抛到了社会的边缘。资本微笑着说，穷人啊，我还是爱你们的。说着鼓励穷人的活，做着背弃穷人的事。 　依照平等或正义原则，谁获得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科技的利益，谁就该为其获取利益的行为担负责任。然而一如他们殚精竭虑地获取有用性那样，他们又不遗余力地把代价转嫁给其他人群。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并未在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过程中获得利益，相反却必然承受被破坏了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带给人们的代价。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所承受的代价是双重的，收益是负数，代价是倍数。一个被直观到的社会事实是，资源与财富愈来愈垄断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然而这些富裕了的人群非但没有尽守社会责任，反而成为破坏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