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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宣两朝的内阁政治 内容提要：明朝在朱元璋时废除了宰相制度，但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运行缺少不了梳理政务协调百官的宰相式的辅佐职任，朱元璋和朱棣又相继探索尝试文臣近侍的辅佐制度，最终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封建内阁制度。内阁在仁宣两朝地位急剧上升，权威和作用不断加强，正式实现了制度化。仁宣两朝依靠“三杨”等一批稳健老练的阁臣辅佐，成功实现政治政策从严猛治世到宽疏治世的转变，使得朝政巩固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明朝从此走向强盛。本文重在探讨内阁制度在仁宣两朝制度化的演变和内阁政治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功，以期加深对明朝包括内阁制度在内的整个政治制度的理解。 关键词： 内阁 仁宣朝 制度化 职能作为 明代内阁制度是明代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者从多方位、多视角对明代内阁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其中，主要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有：王其榘的《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王天有的《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关广发、颜文广《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杜婉言、方志远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谭天星的《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显清、林金树的《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代表性论文有：《明代内阁的政治功能及其转化》(《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梁希哲《明代内阁与明代的官僚政治》(《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杜婉言《论明代内阁制度的特点》(《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陈超《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刘晋华《明代内阁制度与党争》(《社科纵横》2003年6月)。本文主要关注仁宣两朝内阁制度的演变，内阁所负担的职能及内阁诸臣在仁宣朝的作为，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洪武永乐朝中央辅佐制度的演变 明朝建立之初时，基本上继承了元朝的中央行政制度，仍旧以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分理行政、军事、监察职能，还未对中央机构作大的调整改革。中书省在三府中地位最为崇要总理天下要务，由左右丞相领导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实际运行中，六部有事先呈报中书省再由丞相奏闻皇帝，皇帝诏令也经由中书省起草发布，故而丞相之职位高权重，这与皇帝集权的需要是有矛盾的。朱元璋总结前朝经验加之猜疑心重决心改革中央机构分丞相职权以彻底解决相权和皇权间的矛盾。因而，朱元璋在建国不久就借胡惟庸案取消中书省撤销丞相职位，并由六部分理天下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朱元璋成功解决了相权对皇权的威胁，皇权空前加强。朱元璋大权独揽之后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朝事皆由皇帝亲断必然导致政务异常繁忙，结果尽管皇帝日理万机也不能将所有政事处理停当，于是设置秘书辅臣帮助皇帝料理政事显得十分必要。最初，朱元璋设立了春夏秋冬四辅官，“既又念密勿论思不可无人，乃建四辅官” 《明史》卷137《安然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依时任职轮流供事，因为所选之人全为老耄儒士没有政治经验不能发挥辅佐政务的作用，不到两年时间四辅官职位就被取消。四辅官既然不堪其用，选取辅政之人建立辅政制度还得重新考虑。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开始仿宋朝旧例设置殿阁大学士尝试新的辅政制度,选用一批翰林院文学侍从之臣“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呐为文渊阁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 谈迁：《国榷》卷7，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30页。，其只负责文墨事宜不参与政事。洪武十八年，辅政制度进一步完善，朱元璋拟定了翰林院官制确定翰林学士为正五品，后又将殿阁大学士的官秩定为正五品。总的来说，洪武时期因为朱元璋亲掌权柄，殿阁大学士只是侍奉左右以备顾问并不能参决政事，大学士的权力和作用还不显著，不过洪武时确立的殿阁大学士制度为后来的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明史》卷137《安然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谈迁：《国榷》卷7，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30页。 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永乐时期朱棣擢用解缙、杨士奇等七人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这标志着内阁制的初步形成。永乐时期，朱棣对入阁学士相当倚重信任，同他们一起商议处置机密要务。虽然阁臣得到皇帝的重用，但他们的身份只是五品学士，没有与自己职能匹配的高级别官位和制度编制，没有印信与固定办公场所，作用只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并且，阁臣职务受到皇帝的严格限制，“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明史》卷72 《职官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六部有事不向阁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