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国子公司经营权配置探究.docVIP

对跨国子公司经营权配置探究从何入手掌握海外企业管理的核心一直是管理者思考的焦点。从目前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管理方式看，无论是操作型、财务管控型还是战略管控型等管控模式，绩效管理都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而绩效管理的前提是公司权限的配置。如果国内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或分公司之间权限划分不清，不按跨国公司治理模式运作，经营者自治权限或者受到过度约束或者存在自治权过大的问题十分突出，就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责任体制不明确，委托―代理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健全，从而整个经营活动体制不顺，严重影响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因此，厘清跨国子公司自治权限配置是对子公司经营者实施合理的激励与约束的前提。 一、西方跨国公司理论对中国跨国公司管理研究的意义 1981年，邓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提出了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指导意义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中国目前已处于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部分地区处于第三阶段。此时中国企业已开始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积极主动开展跨国投资条件基本成熟。因此，中国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已具备制度优势。 从投资动机看，通常跨国投资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为海外企业或国内市场寻求和获得自然资源;二是在工业化国家获得专有技术；三是维持现有市场或扩大产品市场份额；四是重新配置资源和投资，实施多元化战略;五是寻求战略资产或能力以便维持或提升竞争力。 在日本和东亚,海外投资主要由“推”的因素起作用，如货币升值，外汇顺差增加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市场狭小。而中国的海外投资，相反，是由“拉”的因素，如获取主要资源的愿望，获取外汇的需要，避开与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占有新的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专家，寻求战略资产，着重于获得硬通货和技术、资源。与世界其他跨国公司比较，寻求成本效率不是中国企业的目的，因为中国有廉价劳动力和充分的土地供应。虽然沿海地区生产成本正在迅速上升,中国企业趋于在国内建立新的生产设施而不必在国外。事实上,在中国中西部建设工厂并出口是许多中国跨国公司的战略，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对外开放以来特别明显的政府战略。然而，新兴工业国家把海外投资作为一项重要的激励措施。除上述投资动机以外中国唯一可能的动机有进入国外资本市场，或者帮助财务扩张，汇回通过积累的外汇。另一个动机是非经济的，例如外国投资授予定居权，即中国公司的公民获得的住所权、税收优惠、法律保护、教育、社会保险和健康保健等。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在对外投资结构上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要求海外企业实现获得先进技术、原材料、外汇收入、扩大出口等四个目标。政府也将投资作为加强与东道国关系的载体。毕竟，中国仍是一个国有经济为主的国家，500家主要的海外投资企业仅有一家是私有企业，25家是集体企业；而且，非国有企业正在跟随国有企业，投资于400多个国家。 虽然中国跨国投资企业与西方跨国投资企业，甚至与其他新兴工业国家在海外的投资有不同的特征，然而，由于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对外开放，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企业成为海外投资的主体，投资动机、投资优势、企业运作手段、管理模式与西方跨国公司具有相通性，特别是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力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2001年加入WTO以来，市场因素是企业运营的绝对影响因素，经济环境与西方国家有较大的可比性。可见，西方跨国公司管理理论对中国跨国公司管理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掌握中国跨国公司形成的背景将更有利于对子公司的管理。 二、委托代理理论是研究跨国公司权限配置的基础 依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人的选择只影响自己的利益（没有外部性），个人的最优选择也就是社会的最优选择。这是帕累托最优的一个基本涵义。在企业里，由于契约是不完备的，每个人的行动都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从而，个人最优的选择一般不等于从企业总价值角度考虑的最优选择。但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逻辑推理，这就是：一个最大化企业总价值的所有权安排一定是使每个参与人的行动的外部效应最小化的所有权安排。在企业理论里，这个原则表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应”,或者说“风险承担者和风险制造者的对应。如果说有什么私有制的逻辑的话，这种对应就是私有制的逻辑。如果拥有控制权的人没有剩余索取权，或无法真正承担风险，他就不可能有积极性作出好的决策。当然，契约的不完备性本身意味着完全的对应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完全对应的，每个人将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没有所谓的代理问题，也就无所谓企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在企业这个层次上，私有制的逻辑从来没有完全实现。 最优的安排一定是一个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剩余分享制。上述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不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