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者在这个时代是幸运.docVIP

探究者在这个时代是幸运初冬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略显寂寥。然而,一走进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土地管理系严金明教授的办公室,气氛立即热闹起来。为时并不长的采访,不时被来访者或电话打断。这些人中有学生,有媒体,也有政府官员。这样忙碌的下午,在2007年,对于严金明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 “作为研究人员,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幸运的”,让严金明教授印象最深的是今年参加各种研讨会,在各种场合,总会被很多人围住谈土地、谈房地产问题。 “土地是个经济要素,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与西方成熟社会相比,我们正处在转型时期,需要研究的土地问题很多。这些问题的实质都是怎样解决既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能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保护这样一个辩证关系。” 正如严金明所言,2007年,土地领域始终是媒体、普通百姓以及学术界等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回顾这一年发生的一些大事,无疑会引发人们更深入的思考。 《物权法》值得大说特说 记者:说到2007年,首先要提到的是一部法律―《物权法》的出台和实施。事实上,中国已有的法律尤其是土地方面的立法一方面很是纷繁复杂,另一方面又存在很多空白。在这种情况下,这部法律能给土地管理带来什么新鲜的内容? 严金明:是的,《物权法》是一件值得大说特说的事情。因为从整个内容来看,《物权法》50%以上的内容都是规定不动产的,特别是以土地为主的内容可能要达到60%～70%以上。这些年来,我们的土地立法一直注重的是在公法范畴里面的立法,即从行政角度的立法,比如《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管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际上就是在公法的范畴。当然《土地管理法》还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的土地问题,实际上很难说是属于公法还是属于私法,很多问题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是二者兼而有之的。但是,从我们这么多年来土地管理的尺度来看,由于缺少上位法,往往比较侧重在纵向范围内的立法。 《物权法》出台后,立法上我们可能要有一些转向,就是从以前注重公法范畴的立法,向私法范畴转变。特别是在我们逐渐强调土地的资产管理情况下,在要明晰产权的情况下,这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以往我们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管理方面,对产权的交易方面关注不够。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后,能让产权交易在这个范畴里面来进行,形成一个游戏规则。 《物权法》出台,对《土地法》和《不动产登记条例》都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工作未来应该向前推进。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呼唤着《土地法》的出台,但千呼万唤不出来,有人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实际上连“琵琶半遮面”都没有。虽然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没有《物权法》,要出台《土地法》比较困难。我认为《物权法》出台以后,《土地法》的出台的时机已经到了。 另外,出台不动产登记方面的法律也到了时机了。我们现在的登记仅靠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年制定的《土地登记规则》来规范,仅仅是个行政规章。而登记不管在哪个国家,本身都具有法律效应,都要上升到立法范畴内。我们现在对于登记的立法层次太低。这么重要的事,应该至少把它上升到《土地登记条例》或者《不动产登记条例》这样的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层次,甚至将来可以由人大制定《不动产登记法》。 想起了“百日维新” 记者:2007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因为“百日行动”的开展,国土资源部门受到的关注在这一年中达到了顶峰。类似的土地执法行动,在以往也有过很多次,您认为这次行动为什么更加吸引人们的眼球? 严金明:“百日行动”让我联想起了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康有为的“百日维新”。虽然不能说“百日行动”有“百日维新”那么重要的地位,但至少在土地管理上,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的土地执法,给我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地方土地违法很多,但每一次行动,每一次执法检查以后,几乎是把违规的和不正常的变成了合法的和正常的,把不规范的变成了规范的。从“百日行动”目前的进展情况来看,这一次是“雷声大,雨点也大”。就是既处理事情,还要处理人。比如最近监察部和国土资源部已经联合曝光了十个案件。特别是对广东省开平市政府非法批地案的处理特别重,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原国土局局长,一竿子到底地进行了处理,对社会各界震动非常大。 当然,在某个阶段开展集中性的执法行动是必要的,但是土地管理不是靠搞运动就能做好的,土地管理还是要注重常态化,稳定化,这样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才能真正得到严格的执行。 由此引申开来,未来土地管理应该从事前的审批性管理,转变到事后的监督管理。规划、政策是早已做好了,明确了的,游戏规则制定好了以后,就应放手让地方自己做事,然后再进行严格的检查监督,这就够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行政管理部门花费大量的精力在审批上,影响了在宏观的战略方面的考虑。 小产权房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