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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带动互利合作六大效应
援外带动互利合作六大效应对外援助不仅是促进援助国与受援国友好关系、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的重要方式,而且具有带动互利合作的独特功能。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对外援助客观上也有这种效果,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一、很多援助项目由本国企业执行
长期以来,作为“国际援助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要求取消对外援助附加束缚性条件(TiedAid),但各国均不同程度地附加采购条件,即援助国在提供援助资金时规定,该资金必须全部或部分用于购买援助国的产品和服务。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提供的绝大部分日元贷款都附带了束缚性条件,受援国必须使用日元贷款来采购日本生产的机械、船舶、铁路机车等工业制品。1977年,英国在其官方发展援助预算中专门拨出一部分资金设立《援助与贸易条款》(ATP),此项援助要求受援国必须全部购买英国的商品与国际经济合作20lO年第9期服务。2001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网站显示,开发署近80%的合同和赠款直接落进了美国公司的腰包,从而为美国产品创造了新的市场,为美国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随着形势的发展,西方国家这种附加采购条件的援助逐渐减少。但是,他们总是采取一些迂回或更为隐蔽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例如,西方援助国倾向于将援助资金用在扶持本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和部门,这样,尽管援助项目采用了国际招标,但由于本国企业在竞争中具有相对优势,援助项目中产品和服务的采购订单仍然会落到本国企业的手中。美国一位学者研究发现,日元贷款集中在能源、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这些都是日本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
作为“穷帮穷”的重要形式,中国援外大多采取“实物援助”,而且大多由中方实施。这一理念有很多优点,比如,中国企业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员工吃苦耐劳等优势;中国派遣援外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成本也远低于西方国家。这使得同样的援外项目,中国的成本比西方国家低,或者说,同样的援助资金,中国能比西方国家办更多的事。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国援建的项目在当地“看得见、摸得着”,产生了良好的综合效益。当然,这种方式客观上也直接促进了国内相关企业的发展。
二、六大效应体现援外倍增作用
援外促进互利合作不仅体现在上述项目的执行上,更体现为援外的放大效应和倍增作用,具体可概况为六大效应。
(一)铺路搭桥效应
当本国企业有意进入受援国市场,或者从受援国市场进口重要商品,但受援国基础设施等比较落后时,这种经贸合作难以开展。这时,本国政府通过对受援国基础设施等相关领域的援助,无疑会极大地促进双边经贸合作。例如,二战后日本对印度提供了包括日元贷款在内的大量援助,而这些援助很多被认为是日本企业在为进入印度市场铺路搭桥。日本外务省官员说,随着印度经济的腾飞,许多日本企业对印度市场产生了浓厚兴趣,但由于印度存在基础设施瓶颈,这些企业在进入印度市场时犹豫不决。这点也直接影响了两国间的贸易额。增加对印度基础设施的投资,实际上是为日资企业进入印度铺路搭桥。日本对华援助也存在类似情况。1979年,首批利用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建设的八个项目均为基础设施项目,其中的兖州一石臼所铁路项目和秦皇岛港口项目等,与日本从中国进口煤炭等重要商品有着紧密而直接的关系。对美国来说,战后初期的马歇尔计划客观上也起到了这种效果。另外,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等领域的某些对外投资项目规模较大、风险较高,以援助的方式支持项目的前期勘探、设计等工作,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本国企业对这些领域的投资。例如,法国政府设有“援助私营部门研究基金”,列入法国对外无偿援助资金预算,主要用于支持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前期可行性研究或项目示范。这种援助方式使法国企业在有关项目的招标中占据优势,支持了法国对受援国的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
(二)先导开拓效应
通过承担援外任务,本国企业在受援国广交朋友,熟悉了当地市场、有关法规、施工规范、质量与技术标准等,并以此打开当地的承包工程市场,开展对外经贸合作。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中,不少是从承担援外任务起家并逐步发展壮大的。例如,中国土木建设集团的前身是铁道部援外办,中国路桥集团公司的前身是交通部援外办。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安徽外经公司利用实施中国援助的马达加斯加体育馆带来的契机,提出了“立足马岛、辐射非洲”的发展战略,实施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连锁超市、宾馆饭店等多元化经营,全方位开拓非洲国家市场,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三)品牌传播效应
对外援助通常可以展示援助国企业的产品和品牌,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并由此给企业带来利益。有时候,国外对援助国产品、技术了解不多,通过对外提供援助项目、人力资源培训等途径,这些产品和技术就可能得到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认可。例如,日本通过“以援促销”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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