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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的三个问题 “法治中国”的三个 问题 孙笑侠 (复旦大学 法学院，上海200448)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行动的话语和概念，需要从很多方面对其展开体系性的、合乎实践需 求的研究。我认为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需要在 “法治中国”的政治行动中进行研究和探索。第一个 问题是，法治中国到底依靠什么作为动力?第二个问题是，“法治中国”的内涵如果被切割成若干个 板块的话，它究竟由哪几大板块构成?第三个问题是，法治中国推进当中的观念问题，我们有许多观 念是好的，但是相互是冲突的。这三个问题需要深入结合中国的实际来探讨。我把 自己的一些想法和 体会分享如下。 第一个问题，法治中国的动力问题。有人说 自上而下推动法治是中国特色。上世纪90年代提出 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没有进一步去追问：难道在中国只有官方推动力么?法治中国的官方推动力很重 要，但这里面有一个有趣而复杂的现象，就是执政党提出法治的时候，政府最初会本能地服从党的召 唤，但是当政府发现法治原来会捆绑或束缚 自己的手脚时，可能会发 自内心地抵触。历来各国的政府 并不会 自愿被法律束缚手脚。因此有三点需要看到：其一，在这个层面的问题上，执政党已经看到权 力对抗法治的事实，它是愿意推动法治并且意识到需要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其二，政府尤其 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会认为推动法治会造成工作上的负担或障碍；其三，中国需要通过执政党来统一人 民意志，来推进法治，来约束政府权力。与此同时，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推动力，即民间推动力量， 并且与政府权力构成紧张关系。这个推动力很重要，而且在近十年来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发展在中国已 经彰显出来。我把这种推动力称为民间原动力。这种原动力源于权利的诉求 ，不可忽视，而且它会与 政府 (行政的政府)构成一种冲突，或可以说是斗争。法律有没有权威、法治是否进步，恐怕就是 在这种权力和权利的抗争当中得以显现。除了这两种动力之外，其实还有第三种动力，我认为是一种 职业共同体的动力，是一种既不属于官方也不属于民间的力量，而是一种来 自专业的力量，在马克斯 · 韦伯的理论中，它被看成一种独立的力量，不是政治国家的也不是市民社会的。这种力量具有建构 作用。在西方理论当中，法治的发展有 自然演进的也有理性建构的，职业推动力作为一种建构力，它 应该是和演进相辅相成的。 第二个问题， “法治中国”的重点板块划分问题。我认为按照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划分，法治 可以分为国家法治与社会法治，这在理论上是 自洽的，合乎逻辑的，但这样划分缺乏重点，也没有中 国问题意识。法治社会的内容很丰富，且难 以看清重点，因而操作性很不够。在中国，地方与中央的 关系是一对矛盾，政府与行业的关系又是一对矛盾。这两对矛盾中包含了 “市民社会”和社会法治 的两大难点问题。因此，要把法治中国的重点板块找出来。把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行业法治并列在 一 起，不是从逻辑上划分类别，而是从中国现实问题上来提炼重点。这样提炼不求逻辑上的穷尽和完 美，而是为了突出问题、显示问题。 收稿 日期：2013—08—01 作者简介：孙笑侠 (1963一)，男，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35 法制与社会发展 国家法治是属于政治国家的范畴，我们所讲的宪政、法治政府、治国理政这些问题，都属于国家 法治的范畴。从市民社会的范畴来看，有公民个人、家庭、社区，还有行业。为什么不提个人法治、 家庭法治、社区法治?因为法律对私生活是需要有所间隔和克制的。然而，近年来很多行业为什么那 么混乱?为什么很多行业都出了问题?其中缺乏法治是主要原因。显然，行业是社会法治的重点。介 于两者之间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关注的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用国家法治或行业法治来取代，而是 介于两者之间的那一部分，既有一部分属于国家法治，又有一部分属于行业法治。 我想试着回答第三个问题，就是观念冲突问题。当前法治观念中有两个并存的价值观元素：一是 合乎 目的，二是合乎法律。前者以主体的需要为标准，后者以规则的设定为标准。在司法当中究竟强 调法律效果，还是社会效果 (低层次的 “政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