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克服消极依法治教中作用与成效.docVIP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克服“消极依法治教”中的作用与成效* 马立武马立武（ 马立武（1967－）男, 辽宁盖州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外国教育史。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4 ) 内容提要：在美国，由于三权分立制度的原因，最高法院在美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具有独特的作用，特别是二战后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对涉及学校教师和学生宪法权利案件的审理，克服了长期历史形成的“消极依法治教”的惯性，推动了美国教育的积极发展。 关键词：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 教育政策 一、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教育政策形成中的作用 美国宪法中没有具体谈到教育问题，宪法第10条修正案的“保留条款”明确指出：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和人民保留之。因此，美国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各州的责任。美国调控和管理教育最主要的手段是各州有关教育的立法和政策，执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主要依靠各州和学区相关的教育行政机构。但有些教育问题远远超出了各州教育行政部门的权限，用一般的行政手段无法解决，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有关教育的法律执行是通过司法部门来完成的。虽然司法部门没有立法权，也没有管理教育的行政权，但它有监督执法的权力，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权的确立，通过对一些涉及宪法问题的教育案件的审理对全国教育政策产生了影响，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在解决有争议的教育问题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而影响了美国教育的发展进程。 同时，按照美国的判例法传统，一个典型的案例裁决，将适用于以后同类案件。由于某一州的某项法令一旦被宣布违宪，其他州的类似法令也会同时失效，所以联邦最高法院对各州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它的裁决具有全国性的政策作用。例如，1819年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达特茅斯学院案的裁决，使得州政府无权改变私立院校的性质；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所宣布的打破学校种族隔离的政策，可能是近百年来最为明显、最为重要的司法政策和教育政策。 20世纪中期以后是美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各种复杂的法律法规也大量增加，教育已经成为美国法律诉讼的主要焦点。各州一些原有的教育法律和教育管理政策已经不适合战后美国教育发展的需要，“消极依法治教”成为了束缚美国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时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一些涉及教育司法诉讼案件的审理，在推动美国克服“消极依法治教”方面起到了独特积极的作用，其判决意见的作用要大于联邦和各州的教育政策，甚至成为全国最具效力的教育政策，这也是现代美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联邦最高法院克服“消极依法治教”的主要进展 （一）教育司法审查权的扩大 自从司法审查制度确立以来， 美国的司法审查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后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开始扩大，1941—1946年，哈伦·斯通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在全部有关公民自由的案件中，有2/3是支持个人的。[1]但1946--1953年弗雷德·文森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公民自由问题采取司法克制主义的态度，认为这些问题只能由政府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来解决。只是到了1950年代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以后，联邦最高法院才在有关案件的判决中，突破了司法克制主义的教条，积极扩大行使司法审查权。这与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政策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1789-1896年的107年的时间里，美国各州和联邦共受理教育案件3096起，而在1947-1956年的10年里则受理了7091起；在1967-1990年的20多年间仅联邦法院审理的教育案就达到8000多起，而整个19世纪，联邦法院才审理了1109起教育案。可见，在最近半个世纪里，美国司法系统在解决教育问题上的作用越来越大。联邦法院对教育领域参与力度的加大，说明教育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领域，这不仅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模式，而且对教师和学生宪法权利的保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主权豁免原则受到挑战和抛弃 逐渐缩小或取消主权豁免原则实际上是一个与司法审查密切相关的问题。美国的主权豁免原则直接来源于英国的“国王不能犯错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普通法传统观念。[2]美国在接受英国的普通法制度时，“国王不能犯错误”的封建信条也一同引入了美国的法律制度，它成为1946年以前在美国国家赔偿法制度中坚持主权豁免原则的根据。由于“国王不能犯错误”的普通法原则占支配地位，使得行政机构享有了“主权豁免”的特权根据主权豁免原则，联邦和各州政府不能作为被告，司法审查的对象只是针对官吏的行为。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作为审查的对象，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在美国只有国会有权放弃主权豁免原则。 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尽管成文法律中没有规定这个原则，但主权豁免原则在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