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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视角下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福利影响探究 　　公共福利是国家和社会为全体国民的物质及精神生活基本需要而筹办的公益性设施和提供的一系列服务，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关于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福利影响探究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一、前言 　　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按其贡献比例来说依次为投资、消费、出口，虽然近三十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其贡献主要来自对外出口和政府投资，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太明显。尤其是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居民消费占我国居民消费很大的比重，中国农民消费水平长期不高，不能得到有效扩展，与不断上升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形成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内总消费的提高。 　　2012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继03年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9个中央一号文件，其中2004、2008、2009年三年的一号文件都涉及提高农民收入。同时，金融危机后我国重新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 ，希望增加政府积极的财政支出来扩大内需，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和农机补贴等支农惠农政策等拉动农村消费需求的举措相继实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乃立国之本，发展农业，建设新农村，主要依靠农民，只有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福利才能真正的做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间、地区间、个人间在收入分配和享有基本公共福利方面的一定差异。所以从保障民生的角度来说，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就是提高农民的社会福利。 　　二、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福利影响及存在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主体是消费者和厂商，交易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活动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交易公共制度。在经济市场上，人们使用货币选票来抉择给其带来最大满足效用的私人物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政治市场上，人们使用政治选票来抉择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法律制度，自觉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是一种利他主义。所以，根据公共选择理论要想实现农村居民消费的提高，达到利他主义，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借助政府的管理作用，由此采用财政支农政策才能更好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 　　公共福利是国家和社会为全体国民的物质及精神生活基本需要而筹办的公益性设施和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公共福利分为，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伤残保险，社会保险。由于公共福利属于公共物品，如果完全由市场机制供应，则必然会存在市场失灵，所以从公共福利角度来说也必须采用财政支农政策来支持农村居民的公共福利。而农村居民福利涉及农村居民生活的诸多方面，包括农村教育福利、农村医疗卫生福利、农村文化福利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福利等。但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接下来分析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福利影响。 　　财政支农支出由这四类组成，一是农业生产支出，二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三是对农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支出，四是农产品储备费用和利息等支出。农村居民纯收入是指农村居民从各个来源渠道获得的总收入，扣除获得收入所发生的费用后的余下部分，计算方法为：农村居民纯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税金和上交承包费用，农民纯收入更能反应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故本文分析时采用农民纯收入而不用总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全年总支出分为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税费支出、生活消费支出、财产性和转移性支出四类，本文旨在研究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福利影响，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最大程度的体现了农村居民福利的水平，故只考察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这一指标。综上，本文目的在于考察财政支农支出、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三者之间的关系。 　　图1反映了财政支农、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农村消费支出的变化情况。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10年中总体上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随着财政支农支出的稳步上升而显著的同步变化。财政支农支出大体上在政府总支出中逐年递增，同时我国财政总支出也是从2001年15，887亿元的增长到2010的89，87416亿元，而支农支出在巨幅增长的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快速增加，充分显示了我国强力支持“三农”事业和关心农村居民福利水平。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也随着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上升而增加，2005年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同比增速只有74%，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同比增速却高达115%，说明刺激消费政策会提升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增大财政支农支出会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福利的提高产生显著作用。 　　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