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法制化进程及地区财政透明度.docVIP

政府审计、法制化进程及地区财政透明度 一、引言 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潜在机制可能非常多。而本研究主要关注政府审计机关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财政透明度的高低则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基于政府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至关重要。国家审计能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地区财政透明度，改善国家治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国家审计的治理功能。但大多数文献都是偏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的支持，且鲜有研究关注制度环境因素对政府审计功能的影响。而政府审计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地区法制化程度的影响。法制化水平不仅会影响公民和企业的行为，更会影响政府的行为，进而影响国家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因此，本文将政府审计、法制化进程及财政透明度三者整合到一起进行研究，以2008 年至2013 年我国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样本，结果发现，政府审计与地区财政透明度正相关，政府审计和地区法制化进程正相关。 二、现有研究与假说发展 （一）政府审计与财政透明度 目前关于财务透明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公司的财务透明度的研究。公司财务透明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公司财务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众多学者的研究证实，董事会规模、公司特征等内部因素都对公司财务透明度有显著的影响。公司财务透明度与董事会规模显著相关，可是外部董事比例与公司财务透明度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崔伟和陆正飞，2006）[6]。杨忠海和周晓苏（2011）研究证明，大股东掏空行为与公司财务报告透明度显著负相关，公司财报透明度与控股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呈U 型变化，与非控股股东的制衡力呈正向变化[7]。与研究公司财务透明度影响因素同时兴起的是对公司财务透明度经济后果的研究。企业财务信息的披露，不仅可以减少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Healy P M 和Palepu K G，2001）[8]，还可以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汪炜和蒋高峰，2004）[9]。王华和张程睿（2005）进一步认为，公司财务透明度的提高可以改善其筹资成本[10]。此外，提高公司财务透明度还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林有志，2007）[11]。游家兴（2007）等实证表明：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加强了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管，改善了公司治理[12]。另外一方面是关于政府财务透明度的研究。政府财务透明度也称为财政透明度。目前财政透明度的概念比较权威的是1998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财政透明度手册》中的定义。他们认为财政透明度是政府最大限度的对大众公开自己的职能和结构、财政政策和措施、财务预决算和公共账户等可靠及时的信息。关于财政透明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政府财政透明度的衡量指标和方法，以及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因素。目前衡量财政透明度方法的研究主要有：通过自行构造财政透明度指数对财政透明度进行衡量（何玉和杜威，2012）[13]；通过查看政府网站是否有常用信息来衡量财政透明度（郑烨，2013）[14]；闫波（2013）用省级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中的信息公开指数对财政透明度进行量化[15]。自从2009 年，上海财经大学出具《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用此报告的得分来衡量各省级地区的财政透明度，因此本文沿用之前的研究，用上海财经大学构造的9 个指标的总指数来衡量地区财政透明度。在上海财经大学出具《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之前，因为数据的可得性较差，对地区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且较少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曾军平(2011) 研究发现信息公开制度对财政透明度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作用不是特别显著[16]。肖鹏和阎川(2013) 仅用相关性分析了经济、社会和资源能力等因素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外商投资总额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等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因素相关程度不高[17]。辛冰海和张志超(2014) 使用地级市的横截面数据，实证研究财政透明度与资源依赖程度的关系，结果表明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地区财政透明度越低[18]。从2009 年上海财经大学出具《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后，关于地区财政透明度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开始增多。王永莉和梁城城（2015）使用省级面板数据，从经济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影响地区财政透明度的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财政自给率、财政支出分权等与地区财政透明度显著相关[19]。阎波 (2013) 等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影响地区财政透明度的因素，结果表明创新环境、资源禀赋等内部因素以及外部压力显著影响地区财政透明度[14]。 政府审计是社会政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随着国家发展而发展，有力维护国家政治统治（高文进和卢景佳，2009）[20]。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