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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理论依据及实践原则 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原则 所谓税收立法权，是指国家的立法机关或者政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享有的制定、修改、补充、解释和废止税收法律，以及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权力。地方税收立法权则是指地方立法机关和地方政府所享有的税收立法权。目前，我国在税收立法权方面仍然强调税收政策统一、税权集中，《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明文规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地方在法律上并不享有独立的、完整的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我国法权高度集中、中央统揽全局并实施宏观调控的客观要求，对于提高中央财力、维护国家税收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度集中的税收立法权导致税收管理体制僵化，制约了税收调控作用的发挥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己严重影响了地方因地制宜配置资源、安排收支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果。因此，适当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理论依据 　（一）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具有法学理论基础 　我国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在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从理论上讲，宪法在将立法权赋予地方时，并没有将税收立法权明确排除在外，地方作为立法主体应享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这是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根本法律依据。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第9条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可以看出，《立法法》既强调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税收法律方面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考虑到我国的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因此仅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和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一般的税收法律法规可以授权国务院及其财政和税收主管部门或者地方立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由此可见，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立法规范，但是税收立法权涉及的内容很多，地方完全可以就其它事项行使税收立法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相关税收要素进行调整。 　（二）社会公共产品理论要求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 　税收是对社会产品特别是对社会公共产品的一种分配活动。政府通过征税筹集资金，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因此税收立法权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密切相关。由于政府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具有鲜明的层次性，而公共产品的受益群体又具有区域差异性，中央政府不可能了解每个地方政府和受众的不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相同的公共产品不仅降低效率，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较之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疑在对本地区发展情况的把握方面具有明显的信息资源优势，更了解本地经济发展情况，更了解本地民众需求，这就有利于向公民提供更有效和更需要的公共产品。同时，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产品有利于政府权责的清晰划分，能够使公民更加便于监督地方政府，使其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更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从而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和效益。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担当起向本地区的公民提供最有效的公共产品的责任，也就需要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这样才能够使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自有财政收入去提供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公共产品，而政府为了确保提供公共产品时的效率最大化，就必须拥有提供适合本地发展的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这也就要求地方政府拥有税收立法权。 　（三）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是规范地方财政收入的需要 　目前，我国地方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依据和方式很不规范，地方没有独立、完整的税收立法权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管理社会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央逐步下放了部分事权和财权，地方变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管理和控制职能的层级主体，在决定和处理本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而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维护社会治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切公共事务，皆必须以财政为基础。然而，地方在支出需求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却没有独立的取得财政收入的税收立法权，地方政府的财权无法和事权相配，各级政府在不能通过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