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启示.docVIP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启示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新的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并授权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两个新的监管机构，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动因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直接动因是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当前金融监管的缺陷和不足，从虚拟经济系统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虚拟经济复杂性导致的系统性监管不足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复杂性科学，主要由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盖尔曼、安德逊以及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罗等人提出。其主要观点认为，系统组分之间的相互影响会产生一种自组织作用，使系统在宏观上和长期中呈现一定的确定性。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各国之间、一国的不同地区间和同一地区不同金融机构间的监管标准各不相同，各监管机构从自身角度制定监管规则，严格限定监管边界，制定的规则日趋精细，但同时也牺牲了监管的效率。整个金融系统缺少国际间的监管协调机制，国家层面缺乏对整个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进行信息收集、检测和预警的机构，监管部门间缺乏对重大问题的必要协调机制，在危机爆发蔓延过程中，没有一个机构在法律授权下负责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整体调控。 此外，金融衍生创新往往涉及信贷、债券、股票、保险、信托和基金等多个领域，对涉及到多个领域产品的监管，监管机构由于缺乏监管激励，容易在交叉领域形成监管空白。 第二，高风险性和高扩散性导致的监管能力和意愿不足 高风险性是指金融衍生产品经过二重、三重甚至多重“虚拟”之后，信用关系变得高度复杂，进而造成金融系统风险的高度积累。高扩散性是指金融衍生产品作为整个经济的“血液”，已经充分渗透到经济的各个“角落”。 高风险往往意味着高回报，金融衍生产品经过多重虚拟之后，其与基础信贷资产脱离过远，对金融模型的过度运用使得研发人员之外的人对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很难了解，进而造成监管失控。2010年4月，高盛高管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并作证，在听证会上可以明显看出，作为“最专业”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高盛等投行的业务运行模式也都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对其的监管了。 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马太效应”――对熟悉的业务领域监管越发严格，对不熟悉的领域则放任其自发调节。格林斯潘在1987年成为美联储主席时，极力主张“自由市场体系”，且从来没有使用过《住房所有权和权益保护法》（该法禁止诸如次级贷款等不负责任的金融抵押贷款）赋予他的监管权。在基础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操作开始后，产品经理以外的人已经很难了解深奥的金融工程操作中蕴含的风险状况，衍生产品的研发人员也从未想过要让别人了解产品的真实状况。 资本由于其逐利的本质属性，总是寻找利润最大的领域，导致无法预知哪个业务领域将会成为资金关注的重点。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高薪招募到顶尖的金融人才，但监管机构由于提供监管服务没有相应的激励，导致监管机构从业人员的“能力”要低于金融结构从业人员的“能力”，由此产生监管缺失或能力不足的问题。 第三，周期性导致的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不到位 周期性是指由于金融的“虚拟性”最终要依附、从属和决定于实体经济，要按照实体经济的周期运行而运行。周期性具体体现为虚拟程度的周期性变化：在复苏阶段，虚拟化程度逐渐增加，信用关系膨胀，虚拟化链条延长，随着实体经济的衰退、萧条，市场的预期迅速改变，从而导致虚拟化程度的迅速下降。 由于经济繁荣时的虚拟化程度较高，使得即使是机构投资者都无法认清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衍生产品基础资产的具体风险，只能借助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的评级意见作为其投资的参考。 评级机构的参考意见应该客观公正，不能因经济波动而产生较为剧烈的变动。但是从此次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可以发现，在经济形势较好时，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结果大都较好；而经济一旦出现下行，评级结果均出现向下的调整，从而有了同一国家的主权评级从“AAA”迅速降到“CCC”的“闹剧”。 评级机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缺乏正是评级机构监管不到位的体现。如何通过适当的安排及时恢复市场对评级机构的“信心”，进而恢复对整个经济的“信心”至关重要。 我国金融监管的优化和发展 完善监管框架，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此次金融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和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虚拟性日益提高的今天，传统的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的金融产品日益普遍，经过多重虚拟的金融衍生品逐渐成为发展的“主流”，由此使得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日趋重要。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监管机构的整合，实际上是向着金融业综合监管的模式发展。当前，除英国、德国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