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案件侦查分流机制价值探微及比较考察.docVIP

未成年人案件侦查分流机制价值探微及比较考察[摘要] 对未成年人案件实行分流处遇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是公正与效率双重价值使然，更是从实质上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益的呼声的反映，这在欧美诸国可见看到相应的立法体例和司法实践，在我国也有适用的空间和构建的必要。 [关键词] 价值；胶水理论；比较法；构建 [中图分类号] C913.5[文献标识码] A 未成年人案件侦查分流（Division），主要是指在侦查阶段，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不移送检察机关起诉，而由警察机关直接予以处理的制度。刑事诉讼分流制度最初肇始于对未成年嫌疑人采取分流措施，后来又扩展到其他主体。未成年人案件侦查分流机制在本质上有其特殊价值根基，在外在形式上，也有可资借鉴和参照的外国立法体例。 一、未成年人案件侦查分流机制的价值 （一）人道主义价值 人道主义代表了一种悲悯的情怀，也代表了一种宽恕的精神。“在凡是可以实行宽大的地方实行宽大，也是自然法的要求”。[1]人道主义是人类道德与精神的载体，惟因有它的存在，人类才保持住了自己的基本面貌，没有从整体上被异化。人道主义精神还与一国的政治民主发展进程相衔接和互为映照。贝卡利亚就认为，“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人道主义精神是刑罚轻缓化乃至最终实现非刑罚化的原动力。在感性认识上，刑罚人道主义与悲悯、仁慈等人类与生俱来的善性相关联，而与野蛮、残酷、暴虐等蒙昧状态相对立。在理性观念上，刑罚人道主义核心是对于人的主体性的承认与尊重，将犯罪人作为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的主体对待”。[2]这也和康德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一脉相连的。康德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他认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只是由于一个人已经犯了一种罪行才加刑于他。因为一个人绝对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他的目的，也不能与物权的对象相混淆。”[3]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在侦查阶段分流的人道主义价值具有以下四重涵义： 第一，保护与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在行使其职权时，应注意对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的保护和尊重。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即使受国家追诉或审判，入狱服刑，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其人格尊严。 未成年人在刑事司法中是作为伦理道德上独立自主的人格主体而存在的。 第二，刑事司法和刑罚制度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等特殊主体而言，应当对其通过分流等程序机制进行改造， 以使其内容更加符合社会保护的客体与主体相互协调的要求。 第三， 刑罚应当满足社会心理要求。对涉案未成年人在侦查阶段采取分流措施体现了社会中大部分人怜老恤幼的道德诉求，符合社会的同情与宽容心理。 第四，刑事政策的基础在于保护个人利益，应当给予未成年人再社会化的权利。文明的、人道的刑罚理应回归理性：对未成年人处以刑罚制裁并非只是将其作为刑罚的客体，而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其予以教育或矫治使其回归社会。 （二）公正与效率双重价值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不断上升的犯罪率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成年人犯罪率在增长，未成年人犯罪率更是在不断激增，致使犯罪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博弈有失衡的危险。在英国，从50年代开始犯罪率就一直在上升，1967年犯罪总数为120万人，1977年超过240万人，为1967年的两倍。[4]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犯罪率逐渐上升，特别是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 [5]在美国，犯罪案件的数量同样有增无减。其一年严重的暴力犯罪案件超过660万起。[6]根据美国2002年人权报告，美国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20％的暴力犯罪案件是青少年所为。在日本，虽然成年人犯罪呈下降趋势，但是少年犯罪除个别年份外，一直持续上升，并在1951年、1964年和1983年出现过三次高峰。[7] 对于侦、控、审等机关而言，在侦查阶段采取分流措施，则是解决犯罪总体的严重态势，以及司法资源总体相对缺乏的一剂良药。从整体正义而言，把因为采取分流措施而节省的司法资源用于重大案件中，可以实现国家司法资源的整体良性互动和循环。然后，由于重大案件的控制和遏制，使社会整体法制氛围得到调节和完善，无疑又会为未成年人提供良好的法制外部生态环境，从而减少激发其犯罪的外部诱因。因此，对未成年人案件在侦查阶段实行分流，不仅可以使正义在局部层面上得以彰显，因为侦查分流就意味着一种效率，而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波斯纳也曾经说过，公正的第二个含义就是效率。[8]侦查分流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公正。此外，分流可以使正义在整体和更宏观的层面上显现。“社会每一个角落能否都得到适当的救济，正义的总量――也称整体正义，是否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这才是衡量一国司法水准高低的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