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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可采性探究[摘要]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当允许未成年被告人提供能够证明自己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一般情况下应排除未成年人不良品格证据，但也有例外：未成年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成为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时，可以采纳；未成年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与犯罪有关的其他事实时，可以采纳；未成年被告人证明自己具有良好品格时，控方可以提出证明该未成年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未成年被告人作为污点证人时，其不良品格证据与未成年被告人口供的真实性有关。 [关键词] 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排除规则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自1991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和实施《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以来，类似于品格证据的一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出现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在教育和挽救犯罪未成年人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理过程中已经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许多人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就是品格证据。笔者认为，尽管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品格证据在内容和适用对象方面有重合之处，但二者的适用目的有差异，作用不同，适用程序也差别很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诉讼实践中，都不能把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品格证据。品格证据发端于英美法系国家，英美证据法学理论对品格证据含义的权威解释是，“第一，是指某人在其生存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声名；第二，是指某人的为人处世的特定方式；第三，是指某人从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如曾因犯罪行为而被判刑等。” [1]我国法律传统上没有品格证据的提法，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对品格证据的定义并结合我国文化中对品格一词的理解来对品格证据进行剖析。未成年人品格证据是指证明参与诉讼的未成年人的品格特征的证据，即引人注目的专属于某个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质的总和。具体包括未成年人在其生活的社区或学习、工作环境中所享有的、公认的声誉，未成年人所具有的某种行为倾向性及其以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具体可以分为良好品格证据和不良品格证据。 目前，有些未成年人犯罪司法部门已经认识到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的重要作用，并正在积极推动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的建立。[2]笔者认为，将品格证据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中剥离出来并对其运用进行规制，是符合品格证据的自身特点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实践的迫切要求的。其中，当务之亟就是对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可采性进行探究，以此为起点，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制度。 一、未成年被告人的良好品格证据 未成年人良好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未成年人的良好品格特征的证据，具体包括未成年人在其生活的社区或学习、工作环境中所享有的、公认的好名声，良好的行为方式以及特定的良好行为等。从实践中看，未成年被告人良好品格证据在量刑中的应用是普遍而又宽松的，但良好品格能够成为法官判断未成年被告人罪与非罪的证据吗？这涉及到良好品格证据与特定刑事案件的相关性问题。 长期以来，英美法系国家有关被告人良好品格证据相关性问题的争议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被告人作为证人时，其良好品格证据才与其可信性相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良好品格证据不仅与被告人的可信性相关，与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也是相关的，具有良好品格的人犯被指控罪行的可能性更小。依一般经验可知，被告人的良好品格与其作为证人的可信性之间具有比较密切的相关性，与被告人是否有罪之间则不具有必然的相关性。但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告人的良好品格不仅与其可信性是相关的，而且也与其是否会实施争议中的犯罪相关，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能够证明自己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应该具有可采性。 这一方面是出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诉讼权利的需要，应当赋予其提供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证据的权利；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身心具有特殊性、人格具有可塑性，即便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某种犯罪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一时失足造成的，对犯罪的危害和后果认识不到或认识不清。此时，从逻辑上讲，尽管未成年被告人良好品格证据对于案件争议事实的证明价值通常是有限的，但对其犯罪原因等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价值一般是很高的，因此未成年被告人的良好品格可以从这些方面影响法官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例如，未成年人可以通过提出自己的良好品格证据来证明自己不是犯被控之罪的那种人从而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在犯罪构成要件均已得到证实的情况下，未成年人也可以通过提出自己的良好品格证据向法官证明：对我这样一个品格良好的孩子定罪是不适合我的成长和发展的。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在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实践中，这种书面材料中所记录的“性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