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土地税法制度.docVIP

起源 中国赋税制度起源甚早。《史记·夏本纪》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说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已有了征收贡赋的制度。《孟子·滕文公上》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即以若干年收成的平均数作为征收标准的一种定额贡纳制度；助是借的意思，指借农奴或自由民的劳动力耕种公田的一种力役剥削制度。中国史学家陈登源考证“彻”的原始含义是：“通量土地之所入，而取之于民”，认为彻是按什一的比率征收的实物租赋。尽管历代经学家和现代史学家对此有种种解释，但对于“贡助、彻”是西周以前的租赋制度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西周时税法已比较完备。《周礼·大宰》记载：“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这九种赋税，既包括田赋、人头税，又包括商税、货税。春秋时代，由于井田制日益瓦解，旧的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无法维持下去，各诸侯国相继实行“履亩而税”的赋税制度，如齐国的“相地而襄征”，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量入修赋”，都是按土地的多少、好坏而征收差额赋税。这对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壮大，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目的 封建王朝征收繁重的商税，其意图主要有二：一是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保护封建农业经济，二是搜括财富以裕财政。 终结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代税法及其确立的赋税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经济基础或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奴隶主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历代封建王朝的税法规定，赋税按田亩、户等和丁口承担。但是，对于地主来说，他们并不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所缴纳的税，实际上是农民提供的地租的一部分，即所谓“税出于租”。因此，归根结底，赋税是农民剩余劳动的转化形式，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 一、租庸调法 1、 租庸调法：唐朝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保证租税收入，颁布了“租庸调法”，实 行“据丁征税”，即对人丁征收数额相等的税收，以此来保障租税收入。 2、租庸调：唐朝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北魏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租调制度，规定以一夫一妇作为交纳租调的单位，但对徭役的规定不详。北齐对租调和服役年龄都作了具体规定。中国唐代前期主要的赋役制度。经过隋末的大动荡，唐初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唐王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采行前代曾实行过的均田制。对每一男丁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在这基础上实施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 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 。若因事增加派役 ，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这些规定，承袭了北魏以来对赋役制的改进，租调负担比前代略有减轻，并订有水旱灾减课办法；在服役与纳绢之间有一定的灵活性。 3、消失（评价） 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基础上的一种赋税制度。 唐朝租庸调的基础是均田制，自唐高宗、武则天起，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大量的自耕农破产逃亡、或者沦为地主佃户，均田制逐渐濒于崩溃，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成为农民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与土地占有情况已经不相适应，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玄宗时，鉴于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制已失去存在的基础，不得不实行税制改革，直至德宗的两税法的实行，租庸调终被取代。 二、两税法：中国唐代后期用以代替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开始实行于德宗建中元年 1、产生的原因：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 ，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以后，赋税制度非常混乱 。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大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 ，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到次年（建中元年）正月，正式以敕诏公布。 2、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的原则征租 、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一大变化。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畔限）。同时征税对象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财产、土地为主，而且愈来愈以土地为主。　 3、780年（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