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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需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摘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就需要摆正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消除关于法治与德治认识上的误区，积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920.0；D64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法治与德治思想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要地位，在国家治理方面，儒家主张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然而，儒家并非否定法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以刑法来整顿社会，百姓虽然免于犯罪，但是没有廉耻之心。用仁德进行社会治理，百姓不仅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服正。孔子并非一味反对刑法，他这样讲，乃是告诫为政者，立法实刑应以道德为前提，双管齐下，“礼”多指道德，但本身具有法的约束力，故有“出礼入刑”一说，自春秋战国以来这种约束力逐渐消退。 　　孔子反对的乃是恶法，即不道德非仁义的政令刑法。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诸侯争霸，战争不断，“挟天子以令诸侯”，整个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在此背景下，孔子给出了自己的政治方案，主张推行仁政，实行德治。荀子认为，“故非礼，是无法也”，不合乎礼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即荀子所说的“礼”，儒家反对的是违背道德精神，否定道德基础和道德价值的“恶法”，提倡以道德为基础，礼法合一的“善法”。 　　商鞅起初以“帝道”论之，然而“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再以“王道”荐之，却是“吾说以王道而未入也”；最后力推霸道之学说，“语数日不厌”；其实上，推行霸道，实行法治，正顺应了当时各国并争的局面与秦国渴望迅速崛起的实际。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国力大增。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标志着法家学说赢得了“德刑之辩”第一回合的胜利。 　　法家主张法治，也并未完全否定道德的价值，《五蠹》中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认为，随着历史发展，道德的作用不断弱化。“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在他看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法治是最有效的治国手段。 　　先秦时期，儒学在不断发展，但影响力有限，汉朝建立以后，儒家学派得以重生，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官方意识形态，既有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主观上努力的原因，这更是吸取秦朝灭亡之经验，适应当时国家统治需要的结果。从秦朝覆灭到汉朝兴盛，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赢得了“德刑之辩”第二回合的胜利。 　　纵观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思想，不难发现，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法治与德治关系处理的好坏往往影响到朝代的兴衰。我们今天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根本目的就是要保证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当家做主。 　　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继承性和超越性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总结历史经验，适应时代发展做出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法治和德治作为治国理政的两大基本方式，任何时期都不可偏废其一，是德主法辅还是法主德辅，要适时发展，因时而异，需正确处理二者关系。但不变的原则是，道德和法律都是行为规范，都会对人们的行为发生一定的影响。道德是法律正当性的基础，法要体现道德精神，良法方能善治。法律是保障德治实现的必然性选择，是道德的忠实守护者。道德涵养法律，法律促进道德。 　　今日所说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本质上不同于古代社会的德治和法治，在当前的社会主义中国，以德治国的“德”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但法治的基础是道德，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既要有党员干部的“人民公仆之德”，也要有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道德，对于处在市场经济中的人们，忽视对其进行道德教育，势必造成极端事件，不利于社会和谐，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当然，也不可轻视法治的作用，倘若德治没有法治做后盾，德治就显得软弱无力，社会依然难以和谐。依法治国的“法”不是古代社会的刑法、律例，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然而，人民的权力并未得以很好地行使，权力异化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为官者乱为、不为，拿着公权力做个人私利交换的砝码，一段时期以来，党内特别是党员干部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依法治国首先是从严治吏。通过从严治吏，将本属于人民的权力归给人民。古往今来的一切国家，对法治造成威胁的，往往不是来自人民群众，而主要是来自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 　　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既要有理想信念、党的宗旨各方面的教育，也要有管党治党的制度性的法律约束，将德育和法治紧密结合，使其锻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作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