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我国经济发展应关注七大问题.docVIP

“十一五”我国经济发展应关注七大问题 十一五我国经济发展应关注七大问题 2006年将是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面对着成效与缺陷兼有、希望与迷茫并存的现实，有的想走向过去，有的想走向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已经成为一个现在就必须认真探讨、并且应当尽快得出一个结论的话题。 　　一位中央领导人曾经说过：”2004年是宏观调控年，2005年是改革年”。这两句话应当说是有深刻含义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每年都搞，改革进程也从来就没有停顿过，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再次强调”宏观调控年”和”改革年”呢？笔者认为，其中原因在于：2004年标志着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型宏观调控的开始，2005年则标志着新一轮改革攻坚战的开始。而这两个”开始”又都来源于同一个新背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中国现存的问题，我们认为”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宏观决策机制。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政府部门改革的滞后也成为有效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障碍。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决策机制还不太完善，政策几乎都是由一个或者几个政府主管部门来制订和实施。应该说，这样做有一定的好处。主管部门因为了解情况往往能够有针对性地制订政策、解决弊端。但问题也是显然的，首先，主管部门来制订政策，也就意味着规则制订者和实施者为同一人，将很难保证政策制订和实施的客观公正性。其次，主管部门都是利益部门，在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会将部门利益搀杂其中，从而难以设计出最佳的政策，并且使得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走形。这几年，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了多次博弈，部门与部门之间政策也时常抵触。这一切都说明，加速政府改革，理顺各部门权限，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完善宏观决策机制，应当摆上议事日程。 　　第二，继续搞好综合宏观调控，逐步回归市场调控轨道。2004年的宏观调控与前几年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即我们不仅运用了市场调控的手段，而且还运用了部分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其中，在”管住信贷和管住土地”政策实施过程中，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为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客观讲，正是由于中央及时果断地进行了这种综合型的宏观调控，才使得经济过热没有从局部扩散至整体。在回落的过程中，经济运行依然保持相对平稳态势，而没有出现大的震荡。但是，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在理论界也引发了较大的争议，许多人都有疑问：”在大力推进市场改革的进程中，我们为什么还要回归行政调控呢？”，他们普遍认为，宏观调控应当尽快回归市场调控为主的轨道上。但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正处于改革攻关阶段，政府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和财税改革全面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旧的体制正被打破，而新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潜在问题正在陆续浮出水面。这些问题的本源并非经济领域，尽管它们有时也以经济问题表现出来，但却无法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另外，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的时候是所谓的”黄金发展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才成为发达经济体。但它往往也是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时期，随着生活由温饱逐渐步迈向小康水平，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各种诉求同时也会发生变化，因而会推动社会、政府、体制等进行转型，从而使得一切成熟的理论在这里都没有多大用武之地。在许多情况下,政府都需要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应对从未见过的经济现象。总之，我个人认为，在改革没有完成任务之前，综合调控方式应该会持续一段时期，这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所必须。当然，为了避免综合调控带来的负作用，我们应当明确一个原则，即：在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不用法律手段；在法律手段能起作用的时候，不用行政手段。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加快改革进程和完善法制建设，从而为政府的综合调控回归市场调控创造条件。 　　第三，全面推进各项改革，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在经历了26年的改革开放之后，2005年依然异同寻常地被定义为”改革年”。之所以如此，按笔者的理解，主要原因有2点：一是中央以此向世人表明，改革不能倒退，前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加速改革来解决；二是表明中国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改革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已经逐渐由局部扩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由专业改革变为了系统改革，并开始触及到一些部门和集团的利益。为了减少可能带来的阵痛，新一轮改革将分步骤、循序渐进地开展，其中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积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二是加快货币市场改革，有步骤地实现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生成机制，规范发展资本市场，建设现代化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监管，保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