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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语境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及其重建可能——兼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价值与限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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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语境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及其重建可能——兼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价值与限度.pdf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7.03.001 赣≥麟溪瓢缨添灞溺壤懑赣鹫鳖鬻 ‘ ‘新文化”语境下中国哲学研究的 方法论困境及其重建可能① ——兼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价值与限度 张永超 摘要: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表现为由于中西分属不同的文明系统,因此注重逻 辑分析的论证方法不可用于注重了悟、体验、践行的中国传统。此种方法论困境的产生以“异质他者” 作为理解中西文明的理论预设,这是一种前提谬误,“异质他者”的预设不合法。此种方法论困境主要 体现在冯友兰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典范”系统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学界较为认可的看法 是胡适为“开山”而冯友兰为“典范”,然而两种评价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得出的,从哲学界定以及方法论 角度看,胡冯不是承继关系,而是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两种不同的路数。对于中国哲学未来研究而 言,我们需要重估胡适所尝试开创的出路。具体而言:研究侧重上要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某种学说为标 准,思维方式上要开放自我主体性、自觉培育理性思维方法,文化比较上要自觉分清不同的问题域,方法 运用上要依据问题域选择对应的方法并明了限度。 关键词:中国哲学;方法论;问题域;胡适;冯友兰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7)03—000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中的知识论问题研究”(14CZX028) 作者简介:张永超,郑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河南郑州450001)。 念,比如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等等。不过,晚 清文人孙宝碹说过一句话,颇值得玩味:“以旧 一、引论:“新文化“新在哪里? 眼读新书,新书皆旧;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 ——由“新观念到“新方法”“新问题” 新。”③对于观念也是一样,名词可以是新的,观 若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作为念依然可以是旧的;甚至可以说“观念”的提法 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标志,毋庸置疑的是,新文化 是新的,内在的理解与接受依然是旧的。在此 运动前后诸君提出了种种新观念、新名词②。 意义上讲,“新文化”之“新”不在于“新观念” 那是传统中国文人很少使用并很少讨论的观 “新名词…‘新主义”,这些都是次一级的“新”, ①承蒙欧阳哲生先生邀请,本文专为“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北京)撰写。原思路要写出中国哲学 研究的三重困境(“方法论困境…‘反向格义困境”“问题意识困境”),随着论证的展开,发觉“方法论困境”较为关键,反向格义更 多是语义认读的技术错误,其根底还在于此种“方法论困境”;而“问题意识困境”与“方法论自觉”有某种内在关联,所以本文聚焦 于“方法论困境”,另外两种困境需要单独撰文讨论。 ②就哲学范畴角度讲,这些新名词多是从日本学者那里借用而来,比如更多借用了西周的翻译。详见[德]李博《汉语中的 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一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③转引自陈平原《“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1 万方数据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3期 这些“新观念”之先则是“新问题”“新视角”, 困境更多是一种误解和错位;真正的困境在于 以及对于这些“新问题”“新视角”予以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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