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盛博%3a《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pdfVIP

■■■■■■■■■■■■■■■■■■■■■■■■■■■■■■■■■■■■■■■■ 穆盛博: 《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 (胡文亮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6 月,218 页) 张丽玲 ■■■■■■■■■■■■■■■■■■■■■■■■■■■■■■■■■■■■■■■■ 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著《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 化》(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探索了舟山 海洋区域内社会与环境间的互动。 书中讲述从 19 世纪舟山岛屿出现移民潮开始,到20 世 纪70年代这一区域中商业价值最高的鱼类濒临灭绝为止,人类活动给舟山海洋生态系统造 成的影响。 著者分析了个人和国家为控制这些海洋资源利益而造成的一系列争斗,考察了 中国东海沿岸海洋环境的历史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等,试图对如何 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提供有益思考。 全书除导论、后记外,正文分六章。 穆教授在导论中引入“公共池塘”的概念,他指出, 舟山渔场即是一个公共池塘,人们都试图从中又快又多地获取资源,别人的获取对自己而言 就是一种损失,冲突在所难免。 在第一章中,他描述了这个公共池塘在晚清时期的整体状 况。 官方虽然制定出种种限制渔业活动的海防政策,舟山群岛的移民和渔业活动早在1688 年官府正式解禁之前就扩展至更遥远的岛屿。 鸦片战争后,舟山渔品的供需市场同等扩大。 浙江和福建的渔民为舟山带来更有效的船只和工具,渔获丰饶。 由于渔民在捕鱼后才有渔 获收入,渔行在每次鱼汛开始时贷款给渔船作为其捕捞成本,作为回报,渔行获得该渔船的 渔获专买权。 为了解决渔获不易保存的问题,渔行雇冰鲜船紧随渔船活动。 穆盛博言,冰鲜 船将渔获从渔场转运到市场上,延缓了渔获的腐败,实际上扩大了舟山渔场的规模,对海洋 资源是更大范围的攫取。 公共池塘需要制度维护才能减缓冲突。 第二章介绍了在1800-1911年这一时期,社会 组织和渔业规范是如何维系舟山渔业秩序的。 晚清舟山渔业竞争加剧,争端频繁,迁居此地 的渔民形成以同乡关系为基础的渔帮,分捕鱼片区维护成员的利益,渔帮代表组成上一级同 乡组织渔业公所,领导者名曰柱首。 穆盛博指出,渔业社区的地方宁患其实是海洋资源环境 问题的一种折射。 譬如说,渔民和海盗两种身份非常容易互相转化,鱼汛起,海盗兴,渔获不 足,则盗患愈重。 渔品资源有限,渔民群体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 20 世纪初浙江黄龙帮和 福建帮因黄龙岛渔场发生过几次严重争端,渔团原来配备的具有武装性质的巡逻艇已不足 — 162 —万方数据 书评　 　 　 　 　 　 　 　 穆盛博: 《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　 　 　 　 　 　 　 　 　 以震慑对方,1907年,在又一次解决争端后,黄龙岛上的渔业公所加配了西方枪支和防弹钢 板。 第三章讲述的是1924 -1931年的中日渔权纠纷。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舟山渔民的目 标不仅限于发育成熟的大黄鱼,还用很细的张网捕捞幼鱼和鱼卵。 近海渔获量减少,渔民很 快就不得不转向更远的渔场,他们追逐鱼群至舟山群岛最北端的嵊泗列岛一带。 与此同时, 日本蒸汽渔船也在中国东海的另一边加紧作业,其政府正以补贴积极鼓励远洋捕鱼。 两方 冲突无法避免,中国渔业组织指摘日方做法侵犯中国领海,渔业争端上升为主权之争,两国 外交部就此争辩。 争辩无果,时任实业部长孔祥熙绕过疆界问题,提出限制日本渔船来中国 港口,对日渔船课以重税,此方案为国民政府采纳,并于1931年8月施行了关税限制政策。 在渔业组织呼吁保护国家领海权的感召下,地方力量也在行动,但他们是竞相争夺渔税。 1927年,国民政府入主上海,控制了渔业税,但对渔业专家和实业代表们关于有效开发海洋 资源的改革呼声置之不理,毋宁说关心渔民近乎竭泽而渔的捕捞方式。 穆盛博哂道,近代中 国政府只是努力取得财源而已。 然而1932-1934年舟山渔场爆发的乌贼网捕笼捕之争,令当局不得不对渔民的捕捞方 式有所侧目。 第四章重点阐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舟山群岛的笼捕乌贼技术为台州和 温州渔民使用,此种捕捞方式成本低,作业便利,但可使乌贼群无法繁殖。 施行网捕方式的 渔民渔获减少,要求限制笼捕。 浙江鄞县永泰渔业公所以笼捕对乌贼繁衍不利为由,成功告 求江苏和浙江两省政府下达笼捕禁令。 笼捕团体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