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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公文中修辞手法的运用 古代公文中修辞手法的运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语言作为交际工具，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并和文化相辅相成，传承千年。加尔默尔认为：在一个特定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看世界，跟一个在其他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看世界，其方法是不同的。其实，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还蕴含着一定民族的文化价值、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 　　汉语修辞是中华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地域文化特点与汉族人民传统的道德观念、独特的宗教文化、古老的风俗习惯等都对汉语修辞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其自由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上制约。所以说，修辞手法除了是一种修辞方式外，还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认知方式。江南认为：在思维方式上，古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人是把认知与情感融为一体，知、情、意是处在一种未分化的状态。在中国传统的认知方式中，情感因素往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影响了思维的整个进程与方向，使认知活动变成了一种主体意向性活动[1]。确实，中国的传统思维中意向性特点对汉语词汇、语法、修辞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譬如汉语词汇具有十分浓郁的感情色彩，修辞格有更强烈的情感表现性。后人不仅可吸收沿用古人的思想文化精华，还可以从中窥探着古代汉族祖先在当时的种种自然、人为、生产力种种条件的制约下带有不同时代特色的精神世界。 　　根据传到今世的古籍资料，我们不难发现，但凡古代公文中的名篇佳作，几乎都在这几方面下足了功夫。 　　一、言辞贴切，用典得当。古代公文绝大部分都是官方文书，适用场合严肃正式，其收受对象大多地位尊崇。言辞贴切，合理使用一些修辞手法是公文语言运用最基本的要求。先秦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是一典范。《谏逐客书》开篇即细数了历史上客卿对秦做出的贡献。说秦穆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秦穆公重用了这五个并非生长在秦国之人，结果吞并了二十个小国，使秦称霸西戎。而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穰，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秦能一步一步强大至此，离不开几代帝王们对客卿的信任与重用。同时李斯也点出如果秦王驱逐客卿，将会使天下的有识之士裹足于秦这一严重后果。全文多个小主旨围绕一个总的主旨，层次分明，态度明确。[2]言辞婉转但信念坚定，给秦王留足了台阶。在秦国宗室大臣已经获得秦王驱逐客卿的同意之后还能力挽狂澜，使秦王改变圣意并且更加的信任重用客卿。真真是将公文的语言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 　　二、文约为美。公文写作的文体要以实用为目的，简洁而精练。从古至今，政治辞说的表达，始终都离不开艺术技巧的运用。成功的政治辞说总是以某种神奇力量而出奇制胜。只有经过斟酌锤炼的语句才能字字皆精华。隋唐以前，公文不须用韵，也不必有文采，只要求清楚的叙述事件，言辞达意即可。进人隋之后，公文写作逐渐走上程式化、公式化的道路。这时的公文讲求音韵和谐、文字华丽，但是内容空洞。这种华而不实的公文写作风气大大降低了行政办公的效率，甚至引起了当时的统治者唐太宗李世民的注意，他主张上书论事一律要词理切直。这一主张得到了朝中一大批有识之士的支持。历来为后人所熟悉称道的《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公文佳作。在《谏太宗十思疏》中，魏征利用了大量生动形象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排比等。比如文章开篇第一句，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先设比喻，结合排比。比喻说理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深奥的道理通俗化。开头两组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从正反两面论述积其德义的重要性，并用反问加以强调。[3]语气婉曲强劲，语言生动形象，表现出魏征敢于直谏的风貌和善于言辞的风采。第三段讲十思，用排比似江河奔泻，气势恢宏。全文文笔清晰流畅，丝毫没有拖泥带水。骈散结合，伸缩自如，使当时的朝廷刮起了一阵清新的公文之风。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也讲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言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即文辞是作者性情的自然流露。[4]在古代，公文传达过程即是上司和下属通过交办事务、交流意见或是传达命令的的过程。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书信、公文，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文辞体貌和作者性情联系起来。如果你做事雷厉风行，崇尚效率，那么信件自然简洁有力。反之若是本就是性情犹豫迟缓的人，在公文中定会有所体现。 　　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章如果没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