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结构变迁制度分析.doc

农村金融结构变迁制度分析摘要:农村金融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土壤之上的制度安排,农村经济的特点决定农村金融的特点#65377;我国小农经济的“超稳态”结构是导致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因素,小农经济下催生的金融活动具有自我封闭的特征,因此,政府介入金融制度创新的逻辑思路必然是:运用政府主导之下的信用力量,促使小农经济迅速向社会化大生产融合#65377;要实现这一过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应当从改变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层面着手设计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的方案#65377;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8-0054-04 一#65380;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村金融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土壤之上的制度安排#65377;基于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决定金融发展及其结构,因此只有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征分析入手,才能找到农村金融创新动力的逻辑起点#65377;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历史比较漫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这本身就蕴含着我国农村问题的特殊魅力#65377;迄今为止,应当说,研究我国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献已比较丰富,但是涉及我国农村经济制度深层次的探讨,特别是立足于历史长期演进视角者依然鲜见(张杰,2003)#65377;[1]正是因为如此,今天,大凡涉及农村金融改革的制度安排,依然无法摆脱“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这一点在目前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65377;因此,选择适当的分析视角就显得十分重要#65377; 谈到农村问题,不得不研究农村经济的细胞――农户,宏观层面――农村经济运行正是微观层次――农户行为的有机组合#65377;国外历史文献对于农户行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农户的理性动机,可称之为“理性小农说”#65377;例如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企业,小农的行为准则与企业的行为准则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改造传统农业与企业追求利润过程当中获得创新激励的路径是一致的#65377;[2]另一类侧重农户生存逻辑,可称之为“生存伦理说”#65377;蔡亚诺夫(Chayanov)认为,在农业社会当中,农户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是有根本区别的,由于农户不是资本所有者,因而其行为特征不可能与企业主一致,如果说企业家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农户首先考虑的则是温饱问题,因此他不可能像资本家那样去进行所谓的成本――收益比较#65377;[3]为此,农户的行为模式是无法简单套用市场化的分析套路的#65377;以上两种思路仅仅是就一般意义上的农户行为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其研究蓝本毕竟是立足于西方社会,如果将视角移至我国农村,会发现这个问题更为复杂#65380;内涵更为丰富#65377;黄宗智教授对我国农户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对我国小农经济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小农命题”#65377;[4] 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同,黄宗智认为,我国农民的“半无产化”状态决定了我国小农经济的独特属性:农户除了不多的土地之外再无其他资产,因而是一种“半无产”状态,这种半无产状态又形成了农户独特的收入结构――农业收入与非农佣工收入,以两者之和维持生计#65377;这种状态在过去表现为农民在种地的同时,还要经常外出扛长工#65380;打短工,在当今的社会中则演变为以“乡下农民”与“城市农民工”双重身份来参与经济活动#65377;这一格局之所以能长时间延续,首先是基于我国农业人口“过密化”的特殊原因,无论是单纯务农收入还是单纯的非农佣工收入,都无法保障农户的生存,只有同时以两者支撑,才能保证生计之需#65377;黄宗智教授进一步认为,这两种收入的地位不是等量齐观的,务农收入虽然不高,但是一种“生存保险收入”,非农佣工收入尽管可以从形式上超过农业收入,却只能是一种“补充收入”#65377;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务农收入具有相对稳定性,还因为对农民而言,与那片生于斯#65380;长于斯的土地具有无法割舍的文化#65380;习俗与情感联系,土地除了维持生存之外还有确立家庭尊严#65380;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等厚重的内涵因素#65377;而这些因素是不能以简单的量化分析来说明的#65377;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范式对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非但不适用,而且相去甚远#65377;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黄宗智的分析与蔡亚诺夫的分析结论相似,但从过程与层次上看,黄宗智教授的观点显然要更深入一步,因为他的分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一般经济因素分析的层面上,而且涉及到了历史人文因素等更为深刻的层面#65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