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件业各“阶层”分析.docVIP

　　中国软件业各“阶层”分析|第1 内容显示中第1 谁是中国软件业未来的中坚力量？谁是这一产业中的边缘势力？哪些又是我们应该关注和值得警醒的群体？ 　　70多年前，青年毛泽东曾以一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展现了其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从而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基本方针。 　　一个产业也是如此。虽然很少有人不对中国软件业的现状颇多微词甚至是痛心疾首，但今天我们能够对此作“阶层”分析和描述本身，是否也意味着人们对中国软件业的长足进步已经作出了肯定？只是走到这一步，我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1988年12月，王文京与苏启强注册“用友”时，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还没有私营企业一说，只能注册成国有和集体两种形式，用友由此成为中关村第一个既非集体、亦非国有的高新技术个体企业。当时的中关村，只是一个集结了一大批倒货、炒货商的大卖场，许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软件企业——软件只是被当作“添头”赠送，单纯要让客户另为软件掏钱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2年后的用友，在中关村依然是一家并不受人关注的小公司，但会计电算化的讨论在国内学界已经是“蔚然成风”。就在邓小平南巡前的深圳，一位年轻人也同样感受到了市场机会的来临，1991年1月，徐少春拿着从岳父那里借来的5000元钱，注册了一家叫做“爱普电脑”的公司（金蝶公司前身），公司只有两个人：徐和他认识的一名大学生。 　　从下海的第一天起，这些创业者就是凭着一种冲动和对前景的模糊期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软件业，在他们身后，中国自80年代末以来一波波的it应用浪潮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以财务软件市场为例，会计电算化、财务软件、中小企业管理软件、以财务软件为中心的erp……或驾驭、或追逐，每一波浪潮无不是一次次企业成长的机会。1988年王文京曾放胆做了个宏伟规划：用友要在10年里做到3000万人民币。而事实是，10年，后用友的销售额超过了3个亿。上市后的企业价值更是被放大，用友上市的首日，王文京的个人身价就突破了50亿元人民币。 　　2002年还会有更多的国内软件企业走向资本市场，在众多软件企业应对规模化挑战的同时，经过10余年的发展后的国内软件企业，今天已经沉淀出特色鲜明的不同特点和层次来，它们或钟情“技术跨越”式的发展，或善于把握市场机会，或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虽然这样的分类不足以概括其全貌，但也是比较贴近企业本原的一种“标签”。 　　第一阶层：“技术型”企业 　　基本特征：充分利用中国国情构筑竞争壁垒，已经或者试图创立世界领先的技术标准，有很好的政策和市场资源优势，但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并不明显，体制上的束缚和管理上的薄弱有时也会成为其致命伤。 　　不能拥有自有品牌的自主技术，一直是中国软件人心中的隐痛。在软件业一片西风东渐的强势垄断中，我们虽然在一些领域保持着存在和自尊，但这类企业实在是少之又少。仔细梳理成功者的业绩，我们不得不感谢由于中国的文字、文化和政策所形成的特有市场壁垒，虽然在 linux）为代表的本土产品登上舞台；随后，红旗linux等国家队正式介入，表达出政府对linux所寄与的殷殷厚望。风光一时的还有联想等pc厂商，以及他们在2000年掀起的预装linux热潮。 　　但衰败和繁荣来得同样迅速。中国程序员凭借一腔豪情创建的linux公司，多已随着.泡沫的破碎和风险投资的离去而淡出；进军中国的国际企业，也因为国内市场实在乏善可陈而悄然挂冠；赌徒心理更强的pc企业，在寒冬来临之际更比任何时候都抱紧微软的大腿；而现在称得上主流的，也就剩下中科红旗等孤零零的几支国家队。 　　为什么linux事业在中国总是习惯性早衰？为什么linux产业始终摆脱不了孤芳自赏的“小圈子命运”？ 　　我们不能指责技术，否则无法解释全球数以千万linux用户的坚实拥趸；我们也无法认同一些国内厂商短视的放弃，因为sun、ibm和hp正在源源不断地加大对linux的投资和扶持；我们也不能默认国家队就应该坐稳老大位置，因为这和自由软件的精神总显得有些相悖；我们更不能仅仅将责任全都推到“国情”的头上，因为风险投资、资本市场和市场环境的不足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linux事业在全球的做大，不仅仅因为表面的广义繁荣，更重要的是在千千万万个技术社区中，无数程序员遵循着gpl精神，在彼此的共同努力下将linux的技术底蕴不断做深、做实，这是自由软件事业的根本。如果不能将技术和自由之根扎深，那么linux产业的上层建筑就无法源源不断地得到充足养料，所谓增值服务的开发、企业级市场的开拓、培训教育的营收和国际巨头的慷慨投资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中国linux企业群落的集体窘境，问题的症结恰恰就在其商业化的技术应用能否构成良性循环的根本生存方式之上。我们仍旧习惯于从国际技术论坛的“拿来”多于奉献，习惯于在“内核汉化还是外挂汉化”这种细枝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