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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语、框架与海外经验 　　摘 要：张斯桂于《使东诗录》中运用大量的典故成辞来“转译”使日所见之新事物、新经验，努力探索用旧诗诠释新世界之道。然旧体诗的形式对海外经验的容纳是有限度的，旧诗语始终无法准确捕捉和描摹新世界，这不仅是古代汉语的局限性，更是旧诗语背后思维的局限性。在中国传统关联式思考方式和物类体系下，旧诗语仿佛触动旧有知识框架的枢机，使得诗人难脱华夏中心主义的框架，因而对域外事物充满成见和道德优位优越感。另一方面，旧诗语也充当着不透明的传译“介质”，不可避免地扭曲或者切割着新世界，成为其时中国士人客观认识域外世界的阻碍。 　　关键词：使东诗录海外经验旧诗语框架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二（1877年1月5日），清政府任命正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人前往日本，是为晚清向日本派驻长驻使团之始。[1]适逢日本明治维新风气渐开之际，身负调解中日“琉球案”的使节之职，三人十分留意所看到的异域新鲜事物，并通过诗文将沿途及驻日期间的所观所感记录下来，是为何如璋的《使东述略（附杂咏）》、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及张斯桂的《使东诗录》。对于前两者的诗文，前人已有丰富完备的研究，而对于张斯桂，却鲜少问津。这固是因为其诗歌的成就不高，“立意、运思、用典、造句都不免庸滥之嫌”[2]，但其思想价值却不应被忽视。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批亲历海外的旧式文人，不管是他眼中的日本，还是这个经他“建构”出来的日本所映射的他自身，都值得我们细细考量。 　　在此之前（1863年），张斯桂曾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万国公法》作过序，序中，他极富创造力地将其时中国与列强的关系比作春秋时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3]，具有新旧杂陈的特点，即运用熟悉的文化资源理解陌生的经验，动用旧有的概念范畴来诠释新知。《使东诗录》及何、黄二人诗文亦如此，作为旧体诗，其中运用了大量的典故成辞来“转译”新兴事物与陌生经验，试图在不打破原有旧诗体内部和谐的前提下展现新知。林岗先生在《海外经验与新诗的兴起》一文中认为，这种努力恰是“显现了旧诗的语言和形式在海外经验、新观念面前的表达极限”[4]，即在旧诗的框架内，旧诗语无法准确有效地摹写新事物。而郑毓瑜教授则指出，“已知的典故背后牵涉一套认知世界的方式、组合事物的关系”[5]，文人在选择了“旧诗语”的同时，亦即选择了其背后一套传统的认知方式、思维框架。换言之，这不仅是“词不达意”的问题，更是新旧两套知识体系、认知方式的龃龉，两者相互拉扯与渗透，直至一方经裁剪切割，编排整合入另一方的框架内。以下，将沿此思路，通过对张斯桂《使东诗录》诗作的详细分析，检视张氏的旧诗语对新经验的容受效果，进而论及诗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更深层的认知方式、知识框架及价值认同等问题，及诗语的选择对作者客观“打量”域外事物的局限性。 　　一、旧诗语与新事物的“断裂” 　　张诗中颇多对新式的交通工具（如轮船、火车）的传译与改写，比如前几首记述赴日出使途中的诗作： 　　造成鬼斧与神功，王?F楼船跨海滩。霹雳数声惊远到（开船升炮），烟云一抹曳长空；飞轮掉尾波翻白，直突冲天焰透红。无翼能飞不胫走，涉川差胜布帆风。（《轮船起程出洋》） 　　艨艟飞驾出吴淞，花脑山前舱转东。（《傍晚过花脑山出大洋》） 　　船快似龙人似簸，风狂如虎浪如山。（《过绿水洋》） 　　探源古迹汉时夸，继世重乘博望槎。（《过黑水洋》）[6] 　　纵观作者所用以指称其所乘汽轮之典故成辞：“王?F楼船”承自刘禹锡的“王?F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塞山怀古》），取晋武帝灭吴典事；“艨艟”是古代以浆为力的战船[7]；“博望槎”取汉武帝使张骞乘槎至天宫事，“槎”是小木筏[8]”。 　　这种“转化型典故”[9]的使用固然是可以照顾到以传统士大夫文人为主体的“预设读者”[10]的阅读习惯，但同样可以看到，任作者如何搜肠刮肚地运用典事（不管是楼船、战船还是木筏）都无法准确呈现以蒸汽机为主要推动力的新式轮船的面目，只能通过勾连相关事物（“波翻白”，“焰透红”等）尽可能向所指称的对象靠拢。在提到轮船行驶速度之快时，也只能用“船快似龙”，“无翼而飞不胫走”这样的模糊比喻，有趣的是，在张斯桂另外一首歌咏轻气球的诗里，他也用了同一句诗（“无翼而飞不胫走”）来形容轻气球[11]。同一句诗用来形容两个完全不同的新事物，可见旧诗语并不能十分精确地勾勒和描摹新事物及其特征。这一点，张斯桂恐怕也是深有所感，所以才会在诗作中频繁加注，如《和竹添鸿渐赠诗原韵》中，“飞车碾铁雷声动（火轮车路），驰传闻钟电气通（电线信局）。如果不看括号内的注文，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新事物的面貌的，确如林岗先生所说，“传统惯用的语言抓不住新鲜的海外经验”[12]。 　　二、旧诗语背后的华夏中心主义 　　在述及日本或者中日关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