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化工业化之曲折展开-我国机械工业演化(1900.docVIP

　　战略化工业化之曲折展开:我国机械工业演化(1900 一、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工业化早已展开大量研究，然而，对于后发展国家工业演化的动力机制，以及国家是否应扶植特定产业，理论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且这一争议已持续了数百年。本文之旨趣即在于发挥历史学之优势，通过经验研究为上述理论争议寻求一个可能性的解答。但在梳理相关争议之前，有必要先界定战略性工业化的内涵 (一)何谓战略性工业化 ？ 战略性工业化乃原创之概念，但从已为世人习用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 tradepolicy)这一术语中，可辨识该原创性概念的合理元素。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国际贸易取决于比较优势（parative advantage)原则。比较优势原则认为，若各国专门生产和出口其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就会从贸易中获益。由此，各国应利用其固有资源禀赋展开自由贸易，以增彼此福利，在此过程中，政府应束手无为。然而，二战以后，前有败战之国日本大力扶植高端产业，晋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有新造小邦韩国亦步亦趋，在全球商战中拙拙逼人，一时之间，欧美列强疲于招架，自由贸易学说颜面扫地。美国学界痛定思痛，遂有新贸易理论诞生，以解释日韩何以违背比较优势原则却能国势日隆。要之，政府和厂商乃是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战略性博弈以获取利润的行为主体，贸易政策能够影响博弃的基本结构，可以被用来扶持某些面临外国竞争的产业，从而使本国获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一反放任自流之陈说，正视民族国家疆界线对利益的分割，强调政府干预可人为重构比较优势。?而为了重构比较优势，政府需选择某些战略产业加以培育，由此，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工业发展之间，实有密切关联。换言之，政府扶持某些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是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础。从逻辑上推论，若一国工业化以政府扶持战略性产业发展为显著特征，自可称其为战略性工业化。从系谱上追溯，战略性贸易政策只是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这一宏大体系在20世纪后期的展现。然而，在近代历史上，重商主义并非一种单纯的经济思潮，用施移勒 (Gustav Schmoller)的话说：在它的核心深处，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国家的构成非狭义的国家的构成，乃国家的构成与民族经济的构成同时举行：在近代意义中所谓国家的构成，系指由经济的集合体中创造出政治的集合体，并由此使它具有一种高深的意义而言这表明，以重商主义为名的那种经济运动，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自身的同一历史进程。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战略性贸易政策及战略性工业化，将赋予其更多意涵。因此，战略性工业化可以被定义为-国家为实现其意志而介入战略产业的工业发展。 定义是简明的，但对定义中的相关概念必须进一步阐释，以便清晰地界定研究范围。这些概念分别是：国家，国家意志，以及战略工业。国家，从最表层的意义上说，是对一定地域内有组织暴力的合法垄断。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在资本主义时代，最能表明国家机器特征的两种机构，是官吏和常备军。?这意味着在维系阶级统治的同时，国家须履行对内治理与对外防御的职能。然而，一旦将国家视为履行职能的行动者，国家就不能被简单地看成一个整体。从理论的角度说，可以假设一种关于国家的理想型（ideal type),在这个理想型的一端，国家是不同利益团体的角斗场，斗争胜出者将使国家执行有利于本团体利益的政策；在理想型的另一端，国家将表现出高度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即国家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反映特殊小团体利益的目标。在现实中，国家的形式会分布于上述两端的区间内，从而产生弱国家（weakstate)与强国家（strongstate)的分别。一个极端的弱国家将变成国内各派别争夺公共权力的战场，这是不难理解的。然而，所谓强国家，却并非意味着政权组织形式上的专制、独裁，而是指国家自主性较高，从而具有实现超越小团体利益目标的较强能力（capacity)。以国家能力作为衡量标准，一个看似分权的现代民主国家可能是强国家，而一个看似集权的传统农业帝国可能是真正的弱国家。对后发展国家而言其国家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由弱国家转变为强国家。因此，本文所理解的国家，是一个其自主性会随时变化的制度，但这种变化在主观上具有方向性，即趋向于增强国家能力，至于客观绩效如何，则受限于包括内部小团体斗争结果在内的约束。 第一章战略性工业化的启动与受挫（1900-1927) 机械工业在近代中国属于新兴产业。洋务运动时期，清帝国为维护其统治，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等兵工企业，这些企业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机械工厂，而以洋务运动为开端的中国工业化在最初就是战略性工业化。因此，中国机械工业在其诞生之初即具备承载国家意志的战略属性。另一方面，开填通商以后，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外商轮船的维修需求催生了一个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