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民主与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docVIP

　　电子民主与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第1 内容显示中 　内容提要：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政府信息化的潮流。围绕着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西方出现了强势型民主、大众型民主以及消费型民主等三种比较流行的民主理论。由消费型民主的主流地位所决定，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可能是一种以服务为核心，以个性化为特点的应召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电子民主；政府职能定位；民主理论。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政府”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围绕着“电子政府”的建设，西方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的热潮。我国继1999年“政府上网年”之后，政府上网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然而，“电子政府”能做什么？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场政府改革，也成为西方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本文拟就面向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问题进行一个理论上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面向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以期对我国的政府转型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一、再造政府 上个世纪中期，约翰·杜威（John Deation 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对政府的塑造性作用。 信息通讯技术的充分发展将进一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高速、廉价的手段。随着这一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再造民主”（Reinventing Democracy）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这种热情又同人们对政府管理的种种不满结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再造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的浪潮，推动了政府改革的进程。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为人们认识民主开拓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能不能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实行像古希腊那样的直接民主？能不能将现实的政府虚拟到磁盘上，并以数字化的形式传输政府管理？为现实束缚的思想被新技术解开了缰绳，在虚拟的空间中纵横驰骋，闪耀出自由思想的火花。 雅典式的民主在现代国家中的适用问题为近代的民主理论家所关注。大多数理论家们都认为由于地域的限制，雅典式的民主在近代社会成为不可能，地域的限制甚至让一些政治思想家走投无路。[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在立宪革命中发明并实践的代议制民主便成了雅典民主传统在近代的合法继承人。现在，机会来了：基于互联网的信息通讯技术让人们有能力忽略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在技术上，像雅典人那样进行某种形式的直接民主已经不存在太大的难度了，代议制民主因此面临着强大的挑战。不满于代议制的人开始更加猛烈地攻击它，重提直接民主。 “再造民主”（Reinventing Democracy）的呼声并非空穴来风。它基于信息化进程所描绘的一幅诱人图景：公民教育的加强、对信息资源的平等占用，尤其是网络使个人与民主制度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短，使人们有可能远距离地参与民主政治。人们兴奋地看到了“电子民主”（Teledemocracy）[③]的前景，它使人们相信，再造民主决非海市蜃楼。 然而，电子民主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同西方的民主传统水乳交融，直到现在一直受到怀疑。人们担心，由电子民主引发的将是某种形式的技术专制主义的再次降临。尤劳（Eulau）认为，电子民主的出现将本来隐藏的忧虑表面化了。他在对技术变革进行分析后指出：电子民主“将导致一种政治的非居间化”，[④]形成一种“以高科技为形式的独裁的民粹主义”。[⑤] 人们对电子民主的前景喜忧参半：一方面，大规模的信息化确实会加强民主，使它不仅限于选举国家领导人，选举代表，甚至由人民直接干预立法，参与到行政决策和政府管理之中；另一方面，它却可能破坏地方社区或基层组织，为某种高科技集权主义（high-tech totalitarianism）提供基础，甚至出现所谓的“电子法西斯主义”（telefacism）。[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信息化的进程为政府改革带来的将是千载难逢的一次契机，它将从民主理论到民主实践更新人们对政府的认识和政府本身。 面对信息化进程带来的巨大机会，民主的政府会做些什么呢？科尔什（Frank Koelsch）指出：“面对所有这些挑战，政府的最大任务是走上改革之路。”[⑦]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成为社会转型的排头兵，并且会自上而下地推进信息通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这场改革中，“政府机构、公司、个人都是赢家。”[⑧]对于这场改革的方向，人们似乎有更多的共识，弗里德里克·威廉姆斯早在1982年就断言，“新的政治秩序将以通讯结构为核心……”[⑨] 在这场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动力的政府改革浪潮中，美国再次成为引领世界的弄潮儿。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率先提出“国家信息基础工程”（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计划。根据这一设计，美国政府将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在政府层次上建设更开放、参与性更强的民主。”[⑩] 1994年的西方七国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