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识人“九征”.docVIP

庄子的识人“九征” 　　《庄子?列御寇》篇中，就说人有“九征”，即识人有九种方法： 　　“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翻译一下，就是： 　　远使之而观其忠——派他到远处任职，观察其忠诚度； 　　近使之而观其敬——让他在身边任职，观察其敬慎； 　　烦使之而观其能——派他做繁杂之事，观察其能力； 　　卒然问焉而观其知——突然问其问题，观察其是否机智；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仓促约定见面时间，以观其信用； 　　委之以财以观其仁——托付大笔钱财，观察其是否是仁人君子； 　　告之以危而观其节——告诉他情况危急，观察其节操； 　　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故意灌醉他，观其本性；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与众人杂处中，观其为人处事态度。 远使之而观其忠 忠诚，从古至今都是为官之人必备的品质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忠”指尽忠于自己的上司、君王。而庄子的“远使之而观其忠”，是指权力中心有意疏远、冷落考察对象，看他是否依旧忠心耿耿，会不会立马牢骚满腹，由此观察他的忠诚度。在当代，“远使之”的观察点则落在考察对象是否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在工作岗位上继续恪尽职守，是为自身的利益而谋官，还是时时处处都能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群众。如果因为远离了权力中心，远离了领导层，就开始心理失衡、言行失度，甚至破罐子破摔，辜负人民群众和党的重托，这样的人，其用心不言自明。 近使之而观其敬 与“远使之”相对，庄子还有一个“近使之”的考察策略，即与考察对象近距离接触，建立私交，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应有的礼仪与尊敬，是否就由“对事负责制”变为“对人负责制”，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恃宠而骄、得意忘形。普通人大约都有这种“远则怨，近则不逊”的人性弱点，只有心怀无私的纯粹的执政为民的为官宗旨，才能无视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只有意在有所作为而非为个人谋利，才能专注于发挥自己所能，任职一方，造福一方。　　 烦使之而观其能 人是复杂的，又是独特的，能力总会有所偏长。如果要达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良好工作局面，对人能力的考察不可避免。庄子的“烦使之而观其能”，即给考察对象安排很多有挑战性的工作，看他能否游刃有余，借以观察其工作能力。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费祎就是一位能人。当时蜀国正值征战多事之秋，公务繁杂琐碎。费祎担任尚书令，见识过人，且有过目不忘之能。他常在早晨和傍晚处理公事，听取大家意见，中间接待宾客，宴饮娱乐，使人人尽兴而公事井井有条。除了天生异禀，这也是个人修养的结果。佛教上说“定能生慧”，不能“定”，就不可能处理好繁杂的工作，更不能做出高质量的决策。而能不能“定”，主要还是靠个人的后天修养。“卒然问焉而观其知。 智识是为官者又一必备条件。突然向考察对象提出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看他是否胸怀全局、应付裕如，可以考察其对分管工作的了解程度以及相应的分析归纳概括能力。历史上“卒然问焉”对官员加以突击式考察的事例有很多。公元前179年，汉文帝突然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内判决案件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内全国钱谷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紧张和惭愧之下，周勃汗流浃背。作为领导干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每出现一个新情况可以说都是一种“卒问”。只有对所负责的工作有详尽细致的关注了解，才能应对来自各方的“卒问”。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能做到知行合一，以“知”来指导“行”，以“行”来验证和修正“知”，这是庄子对人才综合素质加以判断的重要依据。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信”，从“人”从“言”，词意“诚”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诚信从来为立政之本。不仅儒家提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法家对诚信立政的作用也很重视，所谓“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战国商鞅就强调以诚信强国利民。唐代《贞观政要》也有类似记载，魏征就曾向唐太宗谏言，“德礼诚信，国之大纲”，这对唐前期的治国方略起到了积极影响。对庄子而言，“信”是非常重要的德行。“急与之期而观其信”，意即仓促与考察对象约定时间，来观察他的守信程度。古代交通不发达，因此“急与之期”，再看他能不能按时赴约，是检测个人信用的一种方法。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诚信”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石，而领导者想要“取信于民”则更应做好表率。 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仁”在此处是廉洁的意思。官员是否廉洁关系到权力是否会沦为私人谋利的工具。古语云：公生明，廉生威。廉洁与否还会影响干部的公信力和威望。对此，庄子的考察